01

寫作《平凡的世界》期間，路遙得到通知隨作家代表團訪問德國

1987年，對于路遙來說是個特別的年份。《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已經出版——雖然經曆多次退稿、發表周折、出版後發行量不高、文學界反響平淡等狀況——但路遙還是高興的，畢竟努力的果實得到收獲。

恰恰此時，路遙得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通知，讓他參加一個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這是一個別致的活動：《平凡的世界》後兩部如何寫作，路遙也在思索。他可以借這個空檔休息一下，也可以開闊一下眼界和思維。因此他愉快地答應下來。這次活動創造了路遙的多項“第一”。比如第一次出國，第一次穿西裝，第一次打領帶，第一次坐飛機等等。

作協給路遙安排了一個任務：要他帶幾張陝西當代著名畫家的畫作，當做代表團的禮物贈送給對方。

回到西安後，路遙立即著手准備。

他找到在陝西作協做美術編輯的鄭文華，說道：“中國作協要我到西德訪問，不過有一個附加條件，讓我帶幾幅陝西當代畫家的作品當禮物，我想來想去，這件事只好請你幫忙辦一下。”

鄭文華與路遙的工作室離得不遠，鄭文華主要搞版畫創作，也喜歡養花弄草，工作室裏擺滿了花草，有時候路遙寫作累了，便到鄭文華的工作室欣賞一會兒花草。路遙的作品需要什麽插圖和封面設計，路遙也經常請鄭文華幫忙。因此，關乎美術方面的事，路遙自然想到了鄭文華。

鄭文華爽快地說：“沒問題。不過需要什麽樣的畫呢？咱們西安有個王西京，他的仕女圖很好，讓他給畫一幅怎麽樣？”

路遙說：“很好。不過要的挺急。”

第二天鄭文華來到王西京那裏，說明來意後，王西京當場就畫了一幅仕女圖。拿回來後路遙很滿意。

然而幾天後，路遙再次找到鄭文華，說道：“出國訪問人家要求穿西裝打領帶，可是我不會打領帶，再說系上這玩意兒脖子挺難受，很不習慣。”

鄭文華說：“不習慣不要緊，再說就那麽幾星期，堅持一下就過去了。你不會系領帶我可以教你。”

鄭文華打開衣櫃，拿出幾條領帶讓路遙挑選。路遙挑了一條紅底黃格的領帶說：“就這條了。”

可鄭文華由于很長時間沒帶領帶，怎樣系花樣不熟練了，試了好幾次都沒成功，這讓路遙哈哈大笑。鄭文華只得把領帶拿下來，在自己脖子上試系，終于成功了。路遙反複練習，也學會了系領帶。

對于路遙來說，第一次出國訪問是大事，在衣著上不能馬虎。他准備了好幾套服裝，既有正裝也有休閑服裝。而在平時，路遙是個不修邊幅的人。他很少買衣服，也沒有時間買衣服。甚至有一次，路遙看中了鄭文華的一件休閑襯衣，便說：“文華，你脫下這件衣服我試試。”

鄭文華脫下衣服讓路遙試穿，果然很合適，周圍的同事也贊成，誰想路遙說：“文華，這件衣服給我穿好了，你再去買一件，我給你錢。我實在沒有時間去買衣服。”鄭文華說：“你願意穿就拿去穿，什麽錢不錢的，我的衣服多。”路遙說：“錢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不好意思。”

于是這樣，鄭文華賣給路遙一件二手衣服。但出國訪問不一樣，衣裝整潔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

路遙懷著激動的心情，但他不會想到，在德國竟突遭意外：他的錢包被盜，裏面有300美元！本來一場愉快的旅行變得氣氛壓抑。但路遙也絕不會想到，代表團的德語翻譯金弢積極幫他想辦法，巧妙地彌補了損失。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爲電影《人生》，路遙又意外得到一筆幾百馬克的版權費，完全彌補了損失。這讓路遙和代表團的旅程再次變得愉快起來。

02

突發意外，路遙在德國被盜300美元

那次訪問德國一行五人，作家王願堅是團長，成員有路遙、紮西達娃、袁和平和作協外聯部的德語翻譯金弢。

除了金弢之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國。金弢是有經驗的，因此每次出門都囑咐作家們拿好護照、外彙和黃皮書。但金弢也知道，作家們大多心高氣傲，何況那時候他年輕，看上去像剛畢業的大學生，因此大家都沒有把他的話當真。更重要的是，作家們在異國他鄉看到什麽都新鮮，自然也就放下了戒備心理。金弢沒有想到，路遙遭遇的意外連他以前也沒有遇到過。

那天作家們在科隆大教堂前面的廣場上遊覽，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玩笑話。陽光普照，作家們都忘記了旅途非疲勞。就在此時，兩位身穿黑衣服的女人快速朝他們走來，兩人各自抱著一名嬰兒。看樣子像行乞的乞丐。兩名婦女很快把路遙擋住，其中一名婦女把嬰兒高高舉起來，幾乎抵到路遙的下巴上，她們快速說著話，作家們都聽不懂。在金弢聽來大體是乞討的話。

然而很快，兩名婦女離開路遙，一溜煙地跑走了。很快路遙就驚叫起來：“我的錢包被偷了！”金弢過去一看，就見路遙衣服上的口袋扣子已經被解開。路遙說，他的錢包就放在口袋裏。很顯然被剛才那兩名婦女偷走了。真沒有想到，現代化的聯邦德國也有小偷。金弢立即朝婦女逃跑的方向追去，但哪裏還有兩人的影子？路遙說，他錢包裏有300美元，都被偷了！

愉快的旅行忽然錢包被盜，路遙的沮喪可想而知。那時候300美元不是一筆小數目，對于一位作家來說，需要寫作多長時間，發表多少作品才能賺到300美元？何況這筆錢是路遙在德國訪問的花費，沒了這筆錢，後面的訪問旅行怎麽辦？包括團長王願堅等人也是一籌莫展。

作爲作協外事部的翻譯，金弢跟隨代表團出訪，不僅擔任翻譯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有爲作家們服務的義務。每次陪同作家們訪問外國，領導都格外囑咐金弢：在外國不管遇到什麽問題，都要做好對作家們的服務工作，有什麽問題回國後再處理，維護好中國人在外的形象。

路遙與金弢（左）

路遙第一次出訪就遇到錢包被盜，金弢也覺得很自責，認爲他沒有盡到責任，假如他把工作再做得細致一點，要作家們出行倍加小心，提前防範，也許就不會被小偷盜走錢包。但事已至此，說什麽也晚了。

那天的旅行很沉悶，路遙的心情糟透了。回到住處後，金弢一直和王願堅商議，一開始金弢認爲，看看能不能大家捐助一點錢給路遙，把這次訪問德國的任務順利完成。但大家商議後認爲，這個方法不妥當，路遙心高氣傲，是絕對不會要大家捐助的。後來金弢又想到，是不是可以求助于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看看大使館能不能資助一點錢。但認真考慮後還是認爲：這件事主要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300美元不是一筆小數目，找大使館資助沒有理由。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心情出去吃飯，金弢每次出國都要帶一箱方便面，這樣可以節省不少費用。因此大家就都吃方便面。當金弢找到路遙，說要給他煮方便面時，路遙說道：“怎麽，你難道認爲我煉方便面都不會煮嗎？”金弢說：“你剛丟了錢包，心情不好，我想幫助你。”

但路遙看了金弢一眼，沒有說什麽。金弢知道，面對這種意外，別人的安慰已經無濟于事了。而這也就意味著，假如不能解決路遙的費用問題，後面幾個星期的訪問注定是不愉快的。作爲團長的王願堅毫無辦法，只能由金弢想法子了。不能不說，金弢對路遙錢包被盜的事很上心。

他終于想到一個辦法，訪問團在德國期間的費用都由德國方面報銷。按照規定，每人每天的夥食費是75馬克，合每頓飯25馬克，5個人每天的夥食費就是375馬克。訪問團兩天的夥食費就是750馬克。那時候300美元相當于800馬克。假如把兩天的夥食費節省下來，就基本保住路遙的費用了。

在柏林，負責接待訪問團的是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派來的一位女工作人員，她是柏林大學的學生。當金弢見到她後，立即把路遙錢包被盜的事告訴他，說丟了300美元，接待人員一聽丟了這麽多錢，一下哭了。因爲她也是剛出來參加工作，路遙丟了錢說明她工作沒有做好。假如向上級反映的話，估計她的工作也保不住了。金弢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因此就把自己的方案向她提出來：按照德國方面的規定，提前把訪問團兩天的餐費報銷出來，當做路遙的費用。

女接待人員認真考慮後認爲可行。但她說：“報銷必須有發票。”金弢也想到了，就說：“發票我來想辦法，這裏有很多中餐館，大不了給人家一點小費，讓他們開出發票來。實在不行我就多跑幾家餐館，包括你的餐費也開出來。到時候我們可以解釋，就說這幾家餐館不錯，又招待德國方面的朋友，所以多吃了些。”女接待人員同意了。事後金弢如釋負重地對衆人說：“問題解決了。以後兩天大家早餐在飯店吃飽，中午和晚飯就吃方便面，這樣錢就省出來了！”

無論怎樣，路遙錢包被盜是個突發事件，就算有出國經驗的金弢也是第一次遇到過，更不用說第一次出國的路遙了。金弢本著負責的精神，想方設法爲路遙彌補損失，不僅令團長王願堅十分感動，更讓路遙感動。假如不是金弢替他想辦法，路遙等人在異國他鄉是毫無辦法的。

當然有人會說，爲什麽不報警？80年代我們還沒有維權意識，再說思維方式裏也有個不願意聲張的心理，畢竟第一次出國就遇到錢包被盜，一方面說出來不光彩，另一方面也是不想給別人增添工作上的負擔。比如不想給那位德國剛參加工作負責接待的女大學生增添麻煩。

事實證明，金弢這種處理方法很聰明，既維護了路遙和代表團的利益和面子，也減輕了德國工作人員的壓力。

03

電影《人生》在德國，路遙意外得到版權費

80年代，路遙的小說《人生》取得巨大成功，不久後改編成同名電影，更是在全國引起熱議。

《人生》的成功給路遙帶來巨大榮譽。同時也促使他思考下一步該如何寫作。在訪問德國期間，路遙給金弢說：《人生》其實算一個提綱，他還有很多經曆沒有寫下來，曾經想改寫《人生》。這其實也是促使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的原因，他需要一部比《人生》規模更大的作品，一方面是把他人生中的經驗寫下來，做一個紀念，就像他寫在《平凡的世界》扉頁的獻詞一樣：“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寫作能力的一個挑戰。

1985年，電影《人生》獲得《大衆電影》百花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路遙的名字更是傳遍大江南北。198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德國時，恰好是第三十八屆柏林電影節召開之際，中國向電影節推薦了兩部作品，一部就是路遙的《人生》，另一部是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

毫無疑問，這在當時都是代表中國高水平的電影。

爲了向柏林電影節推薦《人生》，金弢在出國前就准備好了《人生》的錄像帶。那時候這部電影還沒有翻譯成德語，于是金弢提前練習同聲翻譯，以便在給電影節組委會放映時更熟練。

在柏林的日子，金弢和路遙帶著錄像帶拜訪了金熊獎電影館，接待他們的是電影館的一位負責人，帶著一名翻譯。負責人很客氣。路遙向電影館方面介紹了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基本故事。隨後電影館方面就開始放映這部電影，來了幾十名觀看者。金弢做了同聲翻譯。電影放完後，觀衆們坐了一段時間才漸漸散去，似乎還意猶未盡。但更令路遙和金弢欣喜的是，當他們要告辭時，電影館的那位負責人卻說：要付給他們版權費，因爲他們不能白看這部電影！

這真是出人意料。路遙的錢包被盜，本來很沮喪，所幸金弢用巧妙的方法幫他解決了問題，沒想到電影館方面又給他版權費，有幾百馬克，這下就完全解決了路遙的費用問題。金弢和路遙沒有拒絕，愉快地答應了，爲了表示對電影館的感謝，金弢和路遙把這部錄像帶當禮物送給了電影館。

費用問題解決了。那天傍晚，作家代表團相約一起去喝啤酒，路遙的情緒很高漲，話也多了起來。

對于金弢對他的幫助，路遙深表感謝，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1987年柏林電影節，張藝謀的《紅高粱》獲得金熊獎，《人生》意外落選。《人生》演繹的是中國人日常生活，與歐洲人的生活比較遠，《紅高粱》刻畫的是抗戰曆史，有濃郁的鄉土和民族風情，歐洲同樣經曆過抗擊法西斯的戰爭，這部電影可能更接近他們的審美和情感罷！

04

路遙在德國看了一場足球賽，與德國作家們的交流引起共鳴

路遙是個精力旺盛的人，爲了理想、寫作，他有一種“拼命三郎”精神。同時，他廣泛地接觸外面的信息，不斷提升自己。就像《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樣，他到城裏賣馍時，卻刻意到圖書館裏去閱覽書報，《參考消息》等報刊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媒介。路遙也是這樣，比如爲了創作《平凡的世界》，他海納百川般地閱讀各種書報，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識。

80年代中國的信息還很蔽塞，但路遙對外面的世界並不陌生。以足球爲例，那時候在中國只是一種民間運動，還沒有專業足球隊和聯賽，但是在同時期的歐洲，職業足球聯賽已經是如火如荼。在各種體育運動中，路遙最喜歡的是足球，認爲這是一種力量與智慧相結合的運動，給與高度評價。那時候他已經知道歐洲的很多足球隊和球星，比如他喜歡球星魯梅尼格。

自然，1987年訪問德國，路遙下了飛機後就向德國方面提出能否看一場足球比賽？德國方面愉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

那是在法蘭克福體育場舉行的一場足球比賽，雙方球隊分別是拜仁慕尼黑隊和紐倫堡隊，魯梅尼格也上參加了比賽，令路遙印象深刻。毫無疑問，宏偉的體育場，幾萬觀衆，呐喊聲，這一切都令路遙印象深刻。80年代的中國處于改革開放初期，還沒有這樣宏偉的體育場，也沒有這樣的職業足球聯賽，法蘭克福足球場給他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震撼的。

就像後來他說的那樣：

至今想起這場球賽都使我激動不已。

應該說，訪問德國的經曆，尤其是讓他看了一場印象深刻的足球比賽，一方面是圓了他心中的一個夢想，另一方面，給路遙帶來的觸動是相當大的。當訪問結束回到北京的時候，眼前的一切都與德國不一樣，路遙毫無疑問體會到了一種巨大的反差。北京還好，但反差更大的是路遙的家鄉，他曾經居住的那些小村、那些窯洞，那時候路遙有一個想法，就是直接從北京坐飛機到延安，然後走進一間土窯體會這種更大的反差！就像他說的那樣：“從北京一下飛機，聽到滿街嘈唠的中國話，我的眼淚就在眼眶裏旋轉。”這讓路遙更有一種使命感：

中國要發展，縮短與歐洲發達國家的差距，他要用自己的作品來鼓舞人民，就需要加倍不斷地努力。

訪德期間，中國作家與德國作家進行了深入交流。路遙有很多寫作上的困惑。《人生》是成功的，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備受質疑，不僅遭遇編輯周昌義等人的退稿，送到北京後也沒有雜志社願意發表，最後在別人建議下，決定送到廣州《花城》雜志社看看運氣，所幸副主編謝望新很欣賞這部作品，第一部在《花城》發表。但是，評論界評價不高，認爲是老套的“戀土派”，寫作手法老舊，不符合時代潮流。那時候流行是的先鋒作品，比如莫言、余華、馬原、劉索拉等人的作品。結構主義、意識流很盛行。無疑，這令堅持傳統的路遙很受打擊。

在與德國作家交流時，路遙認爲，無論哪國的作家，首先要根植于本國的大地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來。不能一味地模仿別人。80年代是中國先鋒文學興盛的時期，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成爲中國作家競相模仿的寫作手法。《平凡的世界》被編輯周昌義退稿，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太傳統了，讀著讀著他睡著了，那時候周昌義很欣賞意識流作品，比如不帶一個標點符號的，一氣讀下去暢汗淋漓，給人一種新鮮感。甚至那時候連王蒙都開始用意識流寫小說。也就無怪乎路遙這種傳統的寫法不被看好了。路遙的基本看法是，一種新文學的産生，必然是根植于本國的大地才能逐步創造出來的，一味模仿別國的文學形式不可取。比如福克納對馬爾克斯影響深刻，但他沒有一味模仿福克納，而是創造性地發展出魔幻現實主義。

路遙認爲，隨著時代發展，文學形式多種多樣，但現實主義文學不會過時，甚至認爲“它的輝煌是永遠的。”

路遙的觀點引起德國作家的共鳴。

可以說，這次訪問德國開拓了路遙的眼界和思維，尤其是面對面地與德國作家交流，也讓他在堅持自己文學創造的道路上更加自信。雖然前行的道路上依舊充滿這樣或那樣的困難。

總結

1987年，結束二十多天的訪德後，路遙回到陝西作家協會的工作單位，他再次來到鄭文華工作室，向他訴說訪問德國的感受。他說德國是一個優秀國家，早晨起來在賓館裏，經常聽到人們相互問好的聲音。德國的一切都令人新奇。更令路遙激動的是，他拿著護照讓哨卡的人員看了看，就一步踏進東德（那時德國還沒統一）的土地，東德紅旗招展，與西德完全兩樣。

鄭文華發現，路遙不戴領帶了。他沒有問領帶的去向。但他完全能理解路遙的心，就像路遙說的那樣：

我想念中國，想念黃土高原……即使世界上有許多天堂，我也願在中國當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