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參與軍事沖突的情報人員的說法，以色列軍隊在對加沙的轟炸中采用了一種之前未曾公開的人工智能數據庫。這個被稱爲“薰衣草”（Lavender）的系統能夠根據目標與哈馬斯之間的明顯聯系，識別出了多達37000個潛在的目標。

這些情報人員透露，使用了名爲“薰衣草”的人工智能系統外，並且在戰爭的初期和幾個月內，以色列軍官似乎聽任AI自信選擇目標，並放任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通過他們非常直接的證詞，我們得以罕見地了解到以色列情報官員的親身經曆。在持續六個月的戰爭中，他們依靠機器學習系統來輔助識別目標。

使用了先進的人工智能系統的以色列，在與哈馬斯的戰爭中步入了高科技戰爭的新階段。這不僅引發了一系列法律與道德上的問題，還改變了軍事人員與機器之間的關系。

一名參與使用“薰衣草”系統的情報官員表示：“據我所知，這是前所未有的。”他還提到，與因爲哈馬斯在10月份的襲擊而悲痛欲絕的士兵相比，他們更傾向于相信“統計機制”。“包括我自己，我們每個人在10月7日那天都失去了親人。機器無情地完成了它的任務，這實際上使得處理整個情況變得更加簡單。”

另一位使用“薰衣草”系統的人對人類在目標選擇過程中的角色提出了質疑。“在這個過程中，我對每個目標的考慮時間爲20秒，每天需要處理數十個目標。作爲一個人，我的作用僅限于進行最後的確認，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價值。這大大節約了時間。”

這六名情報人員都曾在以色列與哈馬斯及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之間的戰爭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統來識別目標，他們向媒體提供了證詞。

在報道發表前，媒體獲得了他們的敘述。這六人均表示，在戰爭中，“薰衣草”系統扮演了核心角色，通過處理大量數據迅速確定潛在的“低級” “特工"目標。其中四人提到，在戰爭初期的某個階段，“薰衣草”識別出多達3.7萬名與哈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有關的巴勒斯坦男性。

“薰衣草”系統是由以色列國防軍的精英情報單位Unit 8200開發的，該單位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或英國的政府通信總部（GCHQ）類似。

一些消息來源還揭露了以色列國防軍在批准攻擊前，針對某些目標類別，如何對可能遭受攻擊的平民數量進行預先許可。

兩位消息來源稱，在戰爭最初的幾周內，針對低級武裝分子的空襲中，每次攻擊被允許殺害15至20名平民。他們說，這些攻擊通常使用的是被非制導炸彈，這種彈藥能夠摧毀整棟建築，殺死裏面所有人。

一位情報官員說：“你不想把昂貴的炸彈浪費在不重要的人身上-這對國家而言成本非常昂貴，而且（這種智能炸彈）也很短缺。”另一位情報官員說：“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對平民造成的“附帶損害"是否影響軍方發動襲擊。”

“因爲我們通常使用非制導炸彈進行攻擊，這意味著整棟房子的人都會被炸死。但即使叫停了這次襲擊，你也不會太在意——你會立即轉向下一個目標。由于系統的存在，目標永遠不會用盡。你還有36,000個目標在等待打擊。”

沖突專家表示，如果以色列一直在使用非制導炸彈對成千上萬與加沙激進組織有聯系的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進行轟炸，這有助于解釋戰爭中令人震驚的高死亡人數。

據哈馬斯控制區的衛生部門稱，在過去六個月中，有3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沖突中喪生。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月內，就有1340個家庭多人喪命，其中312個家庭失去了10名以上的成員。

以色列國防軍在回應媒體發布的報道時發表聲明，表示其行動符合國際法的比例原則。聲明中提到，非制導炸彈是以色列國防軍飛行員使用的“標准武器”，其使用被認爲能夠“高度精確”實施打擊。

聲明中還對“薰衣草”系統進行了描述，將其界定爲一個數據庫，用于“交叉核對情報來源，生成關于恐怖組織軍事行動人員的最新信息層。這並非確認爲合格攻擊目標的軍事人員名單。”

“以色列國防軍並未使用人工智能系統來識別恐怖分子或嘗試預測某人是否爲恐怖分子，”聲明補充道。“信息系統僅作爲分析人員在目標識別過程中的一種工具。”

“薰衣草”創建了一個包含數萬人的數據庫

在以色列國防軍早期開展的軍事行動中，制定人物目標往往是一個更加費時費力的過程。多名消息人士向媒體描述了前幾次戰爭中的目標開發過程，他們說，選擇一個人或將其確定爲合法目標的決定都要經過討論，然後由法律顧問簽字。

據消息人士稱，在10月7日之後的幾周和幾個月裏，這種批准打擊人物目標的模式急劇加速。他們說，隨著以色列國防軍對加沙的轟炸不斷加強，指揮官們要求不斷獲得目標，並且迅速打擊目標。

"我們不斷受到壓力，'快把更多目標給我們帶過來'。上級一直對著我們大喊大叫，"一名情報官員說。"我們被告知：現在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幹掉哈馬斯。只要有可能，就炸。”

爲了滿足這一要求，以色列國防軍開始嚴重依賴于"熏衣草"系統來生成一個數據庫，其中收錄了被判斷爲具有伊斯蘭聖戰組織或哈馬斯武裝分子特征的個人。

關于用于訓練"熏衣草"算法的具體數據種類，或該程序如何得出結論的詳細信息，並未包含在媒體公布的敘述中。不過，消息來源稱，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周，8200小隊改進了"熏衣草"系統的算法，並調整了搜索參數。

消息來源說，在隨機抽樣和交叉檢查其預測結果後，該單位得出結論，"熏衣草"系統的准確率達到了90%，以色列國防軍因此批准將其作爲目標推薦工具全面使用。

他們補充說，“薰衣草”系統創建了一個包含數萬人的數據庫，這些人主要被標記爲哈馬斯軍事部門的低級成員。該數據庫與另一個名爲"福音"（Gospel）的人工智能決策支持系統一起使用，後者更多推薦將建築物而非個人作爲攻擊目標。

這些敘述包括情報人員如何與"薰衣草"系統合作以及如何調整其覆蓋範圍的第一手證詞。"其中一個消息來源說："在最高峰時，該系統能生成了37,000人作爲潛在的人物目標。但數字一直在變化，因爲這取決于你把哈馬斯武裝分子的標准定在哪裏。”

他們補充說："有一段時間，哈馬斯特工的定義比較寬泛，然後機器開始給我們帶來各種加沙民防人員和警察當做目標，在他們身上浪費炸彈是很可惜的。他們幫助哈馬斯政府，但不會真正危及以色列士兵的安危。”

戰前，美國和以色列估計哈馬斯軍事部門的成員約爲2.5萬至3萬人。

在10月7日哈馬斯領導的對以色列南部的襲擊中，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殺害了近1200名以色列人，並綁架了約240人。消息人士稱，在襲擊發生後的幾周內，以色列決定將與哈馬斯軍事部門有關聯的巴勒斯坦男子作爲潛在目標，無論其級別或重要性如何。

他們說，以色列國防軍在最密集轟炸階段的目標選擇程序也有所放松。"一位消息人士說："對于[轟炸]行動的傷亡，以色列國防軍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政策。一個消息來源說："這種政策如此放任平民死傷，以至于在我看來有報複的成分"。

另一個消息來源爲使用"薰衣草"系統來幫助識別低級目標辯解說，"當涉及到低級武裝分子時，你不會想投入人力和時間"。他們說，在戰爭時期，沒有足夠的時間仔細"確定每個目標的罪行"。

他們補充表示：你會願意冒著使用人工智能、造成附帶損害和平民死亡的風險，冒著錯誤攻擊的風險，去承受這種誤差。

轟炸家庭住宅要容易得多

媒體發布的證詞可能爲那些擁有高度精確打擊能力的西式軍隊，爲何發動了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戰爭提供了解釋。

據稱，在針對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的低級嫌疑人時，有一種傾向于在被認爲人在家的時候進行打擊。其中一人表示：“我們對僅在哈馬斯武裝分子身處軍事設施或從事軍事活動時才擊殺他們不感興趣。轟炸家庭住宅要容易得多。這個時候目標一般放松了警惕。我們建立的系統正是用于在這種情況下找到他們。”

消息來源指出，以色列國防軍對在攻擊哈馬斯武裝分子時可接受的平民死亡人數施加了事先授權的限制。據報道，這一比例會隨時間變化，並根據目標的級別而有所不同。

根據媒體的報道，以色列國防軍認爲，在攻擊哈馬斯高層官員時，殺害超過100名平民是可接受的。一位消息來源說：我們計算過一個旅長可以殺死多少[平民]，一個營長可以殺死多少[平民]等等。

另一位消息來源補充說：確實有規定，但是非常寬松。我們殺害了平民，附帶傷害達到了兩位數甚至三位數，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情況。在戰爭的不同階段，軍事指揮官所能容忍的數目似乎有很大的波動。

一位消息來源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允許的平民傷亡上限‘時高時低’，一度低至五人。據該消息來源稱，在沖突的第一周內，爲了消滅加沙的初級武裝分子，允許殺死15名非戰鬥人員。但他們表示，對平民傷亡的估計並不精確，因爲無法確切知道一棟樓裏有多少人。

另一名情報官員表示，在沖突的最近階段，允許的附帶損害率再次降低。但在戰爭早期的一個階段，他們曾被授權在攻擊一名武裝分子時殺害多達“20名無關平民”，無論其軍銜、軍事重要性或年齡如何。

他們說：‘這不僅僅是說你可以殺死任何一名哈馬斯士兵，這在國際法上顯然是允許和合法的。但他們直接告訴你，‘你可以把他們和許多平民一起殺死......實際上，相稱性標准並不存在。’

以色列國防軍的聲明稱，其程序“要求對預期的軍事優勢和附帶損害進行單獨評估......如果打擊造成的預期附帶損害與獲得的軍事優勢相比過大，以色列國防軍不會執行打擊。”它還補充說：“以色列國防軍斷然否認存在任何關于在數萬平民聚集點中轟炸目標的政策。”

接受媒體采訪的國際人道法專家對以色列國防軍接受並事先批准最多20名平民的附帶損害率的說法表示震驚，特別這是在針對低級別武裝分子的情況下。他們表示，軍方必須評估每次襲擊的相稱性。

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國際法專家表示，他們“從未聽說過以1比15比例的平民傷亡是可接受的數字，尤其是在針對低級別戰鬥人員的情況下。盡管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這在他們看來這就是極端行爲”。

美國國防部的前律師，現在是危機組織的分析師薩拉·哈裏森（Sarah Harrison）說：“雖然在某些情況下，15名平民的死亡可能被認爲是比例相稱的，但在其他情況下，這絕對不是比例相稱的。你不能僅僅爲了某一類目標設定一個可接受的數字，然後宣稱在每種情況下這都是合法和比例相稱的。”

無論以色列的轟炸策略的法律或道德基礎如何，現在一些以色列情報官員似乎開始質疑他們的指揮官制定的策略。一位軍官表示：沒有人考慮到戰爭結束之後將如何，也沒有人考慮當地居民如何在加沙繼續生活。

另一位情報官員提到，在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之後，以色列國防軍內部“充滿了痛苦和複仇的氣氛”：“這裏彌漫著一股矛盾的氛圍，一方面，上面對我們的攻擊力度感到不滿。而另一方面，當一天結束時，又有一千個加沙人死去，而這其中大多數都是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