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當司馬遷放下撰寫《史記》之筆時，他大概仍會想起那個令他蒙羞的時刻。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九月，他被以“誣上”的罪名逮捕入獄。“誣上”等同于後世的欺君之罪，在漢朝應判腰斬。但此時，他所收集整理的《太史公書》（即《史記》），僅僅撰寫了一小部分，還未達到流芳百世的巨著規模。

《太史公書》是其父司馬談臨終前叮囑他一定要完成的史書。對司馬遷來說，撰寫此書不僅是對曆史的負責，更有延續父親遺願的意義。眼下，面對生死關頭，他只能從絕望中尋找希望。

所幸，漢朝對于死刑的執行界定並非一成不變。根據當時規定，有兩種情況可以免死：一種是交錢贖罪，即“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而另一種則是承受“腐刑”，通過去勢失去做男人的資格。

司馬遷彼時爲太史令。漢朝官制規定，太史令爲秩級六百石官員，每月祿米僅有70石。在漢朝，豐年時米價一般在30—50錢（五铢錢）/石。也就是說，司馬遷不吃不喝，一年收入最多爲42000錢，要一下子拿出50萬錢罰金去贖命，難過登天。

所以，被捕入獄後，司馬遷沒得選，只有承受“腐刑”才能活下去。

天漢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的蘇武被扣押，漢武帝大怒，決定再征匈奴。

此時，曾令匈奴人聞風喪膽的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均已謝世，大漢有兵無將。漢武帝只能沿用過去的思路，起用寵妾李夫人之兄、曾破大宛獲良馬的貳師將軍李廣利爲帥，以三萬步騎協同作戰的模式，進攻匈奴。

考慮到李廣之孫李陵曾任建章監和貼身侍衛，又有多年在敦煌、張掖屯兵練武的經驗，且曾深入匈奴腹地勘察地形，漢武帝認爲他更適合擔任李廣利大軍的後方運糧官。所以，待朝廷點完將後，漢武帝又將李陵召回朝，要他爲大軍籌備出征糧饷。

但是，李陵在入朝拜見漢武帝時，卻明確表示自己不願意給李廣利當後勤部長。

李陵的理由很直接，他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祖上三代都是沖在最前線替漢朝打仗的先鋒，如今，僅讓他做個後方糧官，有辱李廣子孫的家族使命。當然，或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李廣利打仗向來平庸，難有勝仗，李陵若充當其運糧官，難出戰績，不利于振興當時已趨沒落的李廣家族。

李廣畫像

于是，李陵請求漢武帝另賜一隊兵馬給他。他願意率著這支“別動隊”，繞到匈奴人的後方，發起致命一擊，以配合李廣利在前方的攻勢。

沒想到，漢武帝拒絕了他的請求。

李陵並未死心，他繼續表示，自己願意率領麾下那支在酒泉、張掖等地備戰練武的5000人部隊先行，爲李廣利大軍占據先機。李陵手裏的這支部隊是清一色的“丹陽兵”，以步戰善射聞名。漢武帝本來擔心“以步禦騎”容易招致敗仗，可李陵卻信誓旦旦地表態，自己有完勝的把握，希望漢武帝盡快授其兵權，直搗單于庭。

這下，漢武帝大喜，遂令李陵率軍先行出征，再命強弩都尉路博德領兵做李陵的後備。這個決定卻遭到路博德的強烈反對。

路博德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認爲自己從前曾爲伏波將軍，滅過南越國，打仗是一把好手，老將怎麽可能充當他人的配角？但他對漢武帝說出的理由是，李陵選擇在九月秋收之際發兵，犯了兵家大忌，他不願看到漢軍將士爲此而送命。無奈，漢武帝只能取消了路博德接應李陵的計劃。

不幸的是，李陵此次出塞，竟遭匈奴主力包圍。他揮師搏擊、殺敵數千，卻仍難逃被包圍的命運。在匈奴左、右賢王主力八萬騎兵的圍攻下，李陵“矢盡道窮”，只能將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廣利身上。

然而，就在李陵大軍遭遇圍困之際，他的手下管敢卻率先投靠了匈奴人。管敢是李陵軍中的斥堠（偵察兵），十分熟悉李陵軍隊的兵力部署。管敢向匈奴人泄露了李陵的底牌，導致李陵未能等到援軍便已全軍覆沒。戰後，李陵害怕被漢武帝問責，遂投降了匈奴。

消息傳來，漢武帝大發雷霆。而朝中大臣也多是見風使舵之輩，陛下盛怒，他們也有多狠罵多狠，唯獨列席朝會的司馬遷，一言不發。

司馬遷的反常，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便點名詢問其看法。

司馬遷說，自己與李陵年紀相仿，又同朝爲官，雖然平日裏工作沒什麽交集，但“仆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爲有國士之風”。

針對李陵投降一事，司馬遷堅持認爲，李陵雖戰敗，但他的所作所爲已公諸天下。他是個十分看重家族聲譽及愛惜名節之人，他活著投降匈奴，應該只是暫時性的權宜之策，以待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報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司馬遷絕對不會想到，正是自己這段爲李陵辯白的發言，徹底激怒了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圖源：影視劇照

漢武帝誤認爲，司馬遷對一個敗軍降將的“洗白”，旨在指責李廣利、路博德等後方大軍救援遲鈍，由此引申，則是漢武帝用人失當，才導致本該取得的勝利變成了失敗的惡果。

一念及此，漢武帝也不給司馬遷解釋的機會，便給他定了個“誣罔主上”的罪名，下獄論死。

問題來了，司馬遷替李陵辯白是否站得住腳呢？也就是說，李陵的投降行爲到底是真是假？

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李陵先假投降，後迫于形勢而真投降。但反過來想，李陵一開始或許就是真投降，只不過他的表現並不像其他投降者那樣卑躬屈膝，反而是帶著一種悲壯和無奈，恰恰是這種“悲情英雄”的鋪墊造成了司馬遷的誤判。

據《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李陵從遭遇匈奴大軍圍困到完全戰敗投降，中間曾有過一段糾葛掙紮的過程。那時，面對匈奴大軍的合圍，李陵率軍邊打邊撤，最後被匈奴兵斷了後路，堵入一處峽谷之中。匈奴單于並不打算放過李陵，遂在峽谷兩側的峭壁上埋下伏兵，等李陵率軍進入其提前布下的“口袋陣”後，再“乘隅下壘石”。經此一戰，李陵的5000步卒死傷慘重。即便如此，李陵自始至終都堅持力戰。直到雙方戰至黃昏時刻，看到身邊的兄弟一個個倒下，李陵這才身著便裝只身出營，並制止手下跟隨：“便衣獨步山營，止左右：‘毋隨我。’”

李陵畫像

按照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解讀，李陵此時單獨出營並非爲了乞求投降，而是想憑借個人之力刺殺單于，以期改變戰局。然而，這種行爲不僅與李陵作爲軍隊統帥的身份背道而馳，還可能進一步加劇雙方矛盾。後面李陵去刺殺單于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良久，（李）陵還，歎息曰：‘兵敗，死矣！’……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

此時，擺在李陵面前的兩條路，一條是在軍中自戕，另一條是回去接受漢武帝對戰敗者的處罰——斬刑。而斬刑這條路，他的祖父李廣當年率軍出征匈奴時，就已經替他嘗試過了。史載，李廣當年率軍自雁門關出擊匈奴，因遇匈奴單于主力圍困，爲匈奴兵生擒。後來李廣詐死，偶然劫得匈奴良馬，逃回漢朝。漢武帝見後，立即讓廷尉府逮捕李廣審訊問罪。廷尉府官員認爲，“（李）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最終，李廣靠同事、親朋及自己的家資，才得以交錢贖罪，貶爲庶人。

如今，曆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李陵的頭上。他應當十分明白，失兵回漢朝，或許仍有機會苟活于世，但重振李氏家族的希望從此熄滅了。

于是，據《漢書》記載，李陵刺殺單于失敗後，曾有一名軍吏勸解過他：“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軍吏所說的“浞野侯”，正是曾流亡匈奴十年的漢將趙破奴。趙破奴與李陵類似，也曾率萬騎部隊深入匈奴腹地展開“斬首行動”，但出師不利，爲匈奴左賢王所俘。直到李陵率軍出征前夕，趙破奴才攜家帶口回到漢朝。朝廷對他的處置也比對待李廣寬容，漢武帝沒有怪罪趙破奴，反倒以禮相待。

聽完軍吏的話，李陵立馬制止手下的勸降意圖：“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

毫無疑問，如果司馬遷知道此事，他必然會結合李陵之前的表現，進一步鞏固其心中李陵擁有“國士之風”的看法。

可曆史的事實卻總是讓人失望。在隨後的突圍過程中，當李陵看到副將韓延年突圍失敗選擇自殺殉國時，他卻又宣稱“無面目報陛下”，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投降匈奴。前後反差，匪夷所思。

據史書記載，李陵到了匈奴後，備受單于禮遇。當時，他的同僚好友、出使未果的蘇武正被單于扣押在北海（今貝加爾湖）一帶牧羊以消磨意志。李陵得知此事後，一直“不敢（訪）求（蘇）武”，甚至被單于督促著前往北海勸降時，他也表現得異常擰巴。

見到蘇武後，李陵當即自剖心迹道：“（李）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系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李）陵？”——你蘇武不願意投降的心情和毅力，怎麽可能超過我呢？又說，當今皇上年歲已高，朝令夕改，大臣無緣無故被誅滅者達十多家。在漢朝，自身安危都無法保證，還談何忠君保節呢？見勸說蘇武無用，李陵又說：“嗟乎，義士！（李）陵與衛律（此前威脅蘇武投降匈奴的胡人）之罪上通于天。”並做勢要與蘇武訣別。

蘇武畫像

如果不深入剖析李陵投降的影響，僅從他的行爲和言辭入手觀察，讀史之人更多看到的只是他的忏悔與自責。司馬遷與李陵同朝爲官多年，即使沒有任何交集，僅憑軍報上的寥寥數語，也很難不受同情心的影響，對李陵在前線的慘狀和投降後的痛苦産生深深的同情。

因此，司馬遷共情了李陵的遭遇。

而漢武帝卻始終將信將疑。李陵投降後，天漢四年（前97），漢武帝又以公孫敖爲因杅將軍，讓其率步騎4萬配合李廣利出征匈奴。這一次，公孫敖的運氣沒比李陵好多少。他帶出去的4萬部隊，多數折損于匈奴主力之手。撤兵回朝後，公孫敖遭到了漢武帝的問責。爲了減輕自己的罪名，他只能將這一切的過錯歸咎于李陵，胡謅一語：“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公孫敖的話並無依據，且最後被證實替匈奴人練兵的，是另一名漢朝降將李緒，而非李陵。但那一刻，漢武帝顯然已經完全泯滅了他對李陵的最後一絲信任。他將李陵留在漢朝的族人盡數殺光，替李陵求情的司馬遷也受此牽連，獲罪下獄，徘徊在生死邊緣。

李陵投降匈奴，司馬遷仗義執言受腐刑，這些都是載入史冊的事件，然而，隨著兩人的故去，不同的聲音出現了。

東漢學者衛宏在《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司馬）遷蠶室。”照此說法，在司馬遷受腐刑一案中，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誘因，更深層的原因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過分指責和揭露景帝、武帝父子在位時的過錯。不巧的是，該篇後來被漢武帝禦覽，憤怒的漢武帝當即令人刪去。李陵投降匈奴後，司馬遷替其求情，漢武帝便借故發火，將司馬遷處了腐刑。

往前追溯，衛宏的觀點實際上源于西漢末年的宗室劉歆。

《山海經》，劉歆曾爲之作注解。圖源：網絡

劉歆是西漢學者劉向之子、楚元王劉交的五世孫。他在《西京雜記》中稱：“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複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複用其子孫。”

可見，太史公一職是在漢武帝時確立的，此前錄史之人皆是家傳。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便是漢朝獨一無二的太史公。在漢朝，太史公一職雖位在丞相之下，但國家發生的一切大事，底下的人呈報中央，都得先拿一份給太史公備案，而後再交予丞相處置。所以，太史公拿到的，都是朝廷的一手資料。而錄史者，又向來要求使用春秋筆法，司馬氏錄史直言不諱，盡說景帝、武帝父子的龌龊事，漢武帝豈能容忍而不拿他開刀？

劉歆認爲，“李陵之禍”爲漢武帝提供了處置司馬遷的借口，同時也激起了司馬遷日後的怨恨。這種怨恨，在他受刑之後再次爆發出來，從而導致其再下獄，最終身死獄中的結局。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在位期間，將太史公這個官職改爲太史令，只是履行太史公此前負責的文書工作而已，而且不再任用司馬氏子弟爲史官。

那麽，劉歆、衛宏等人關于司馬遷受腐刑一案的說法，是否可信呢？

翻開《史記·孝景本紀》，在文章的末尾，司馬遷發表議論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複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這段話的意思是，漢文帝在位期間原本已天下太平，但是到了漢景帝時代，他卻錯用晁錯激化矛盾，釀成“七國之亂”。要不是後來漢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謀略，允許諸侯王將自己的土地分封給子孫，諸侯王之禍估計很難平息。這難道不是朝廷在安危之際施用謀略的最好例證嗎？

這麽看來，在司馬遷眼中，後世公認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漢文帝的功勞，而漢景帝的能力甚至都不如自己的兒子漢武帝。但話說回來，劉歆、衛宏等人主張的是司馬遷貶低孝景、孝武這一對帝王父子，從現存史料分析，這種結論似難成立。不知目前流行的《孝景本紀》是否遭到刪改，跟司馬遷最初的版本已有不同？

總之，自東漢起，劉歆、衛宏的觀點愈發流行。

讀罷班固的《漢書》，漢明帝劉莊得出一個觀點：“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他認爲，司馬遷針砭時弊過于激烈，雖然可以留名于後世，但或多或少都貶損了當世的君王，實在沒有半分忠臣義士的影子。

王肅是漢魏之際的經學家，司徒王朗之子，師從大儒宋忠。他認爲，班氏父子在編撰《漢書》時就曾說過，司馬遷寫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如此才有“實錄”之美名。既然錄史需要秉筆直書，漢武帝看完之後，“怒而削之”，也是人之常情。

王肅之父、司徒王朗。圖源：影視劇照

對此，《後漢書·班彪傳》載班彪之言稱：“太史令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班彪之子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按照司馬遷自己的說法，《太史公書》應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

班彪、班固父子治學嚴謹，且去司馬遷不過百年，想來所言非虛，當時流傳的《史記》已經缺失了十篇文字。但他們自始至終從未留下有關《史記》遺失的時間、篇目及原因。

對于《史記》遺失的詳情，《漢書》注家之一、三國時期學者張晏認爲：“（司馬）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這一意見，成爲現代學界關于《史記》遺失篇目的公認觀點。

但由于司馬遷生卒年仍有爭議，《史記》失書與漢武帝是否有關，時至今日仍衆說紛纭。

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爲，司馬遷受腐刑無關任何人，也不是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言“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是他想要以此抗爭漢武帝晚年殘暴的統治。

古代文學研究大家徐朔方認爲，依照王國維對司馬遷的生卒年考證，司馬遷遭逢“李陵之禍”時，年已47歲。司馬遷膝下至少有一個女兒，其女後來嫁給了西漢丞相、安平侯楊敞。楊敞出身弘農楊氏，其祖上是赤泉侯楊喜。當年，項羽兵敗垓下，就是這位楊喜與其他五名漢軍將領在項羽自刎後分得其屍，揚名天下。

烏江自刎。圖源：影視劇照

楊敞的正室、司馬遷的女兒司馬氏是曆史上少見的“女強人”。昌邑王劉賀在漢昭帝駕崩後稱帝，在位27天，據說做了不下一千件的荒唐事，惹得朝堂怨聲載道，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開始密謀廢立。楊敞是霍光的親信，行動開始前，楊敞害怕得要死，回家便將廢立之事向妻子和盤托出，結果司馬氏告訴他：“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可見，司馬氏在大事面前有多果斷決絕。

而司馬遷受腐刑時，其女早已嫁作楊敞妻。司馬遷一年工資雖不足五萬，但遇到這種大事，女兒出于人之常情，又怎會對父親見死不救呢？徐朔方指出，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司馬遷覺得自己沒錯，拒絕花錢自贖；二是，司馬遷看不慣漢武帝的行爲，想通過此等賭氣的行徑，喚起漢武帝內心的自我審視。

漢武帝晚年是個什麽狀態呢？

據史料記載，晚年的漢武帝內心極其矛盾，一方面仍如年輕時那般豪邁雄闊，以追擊匈奴、征伐大宛爲己任，大力開拓漢帝國的疆土；另一方面也擔憂“亡秦之迹”的再現。因爲他早年立的太子劉據“仁恕溫謹”，一旦即位，必然是個仁孝守成之君。所以，相較于“老太子”劉據，他更喜愛與自己性情相似的幼子劉弗陵。

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作祟下，漢武帝不得不重新審視他與太子劉據之間的關系。自從太子就宮後，他爲劉據設立了博望苑，太子身邊就“使通賓客，從其所好”，甚至還有不少他的反對派給太子出謀劃策。顯然，父子二人在皇權的爭奪上愈演愈烈。

晚年的漢武帝。圖源：影視劇照

衆所周知，太子劉據是皇後衛子夫之子。其背後，衛、霍外戚集團勢力自然不容忽視。可是，在外戚身份以外，衛青、霍去病等更是以征伐匈奴而聞名的大漢軍事實權人物。對于一位以“皇權至上”爲信條的大一統君主而言，政治權力的轉移，對政治生命而言是致命的。換而言之，如果軍方配合太子劉據介入皇權爭奪，漢武帝的統治將面臨提前結束的風險。

很不湊巧，李陵身後的李氏一族也是大漢聲名赫赫的軍功世家。爲了消除身邊潛在的風險，漢武帝有理由故意不給李陵軍隊，讓其自募人馬出征匈奴，待其打不下去要撤兵時，再以道義及命令阻斷他的退路，使之最終走上被迫投降的終點。只是他沒想到，明明滿朝文武已盡說李陵的不是，司馬遷卻還要出來當“刺頭”，聲稱李陵有“國士之風”，逼迫他撤銷治罪李陵的決定。這樣，不治司馬遷之罪，也就說不過去了。

太始元年（前96），受盡腐刑與牢獄之苦的司馬遷終于出獄。考慮到自己還要繼續述說黃帝以來的曆史，他只能忍著身心的苦楚及天下人的冷眼，重新找漢武帝要官。不知是否仍心存惱怒，漢武帝給了他一個略帶羞辱但又俸祿優厚的官職——中書令。

在漢朝，中書令是秩級“千石”的官員。但在司馬遷之前，承秦所置，此官只用“宦者”。面對如此羞辱，司馬遷只埋頭苦撰《太史公書》的剩余篇目，直到太始四年（前93），其著基本完結。

這時，埋藏在司馬遷內心多年的憤懑，才終于找到一個宣泄口。

在封筆《史記》後，他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複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韪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籲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朝聞夕死，孰雲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司馬遷在賦中一歎“士生之不辰”，二感不甘于“沒世無聞”，心態像極了曾以《離騷》寄托懷才不遇、命運多舛的前輩屈原。

司馬遷畫像

但在那個他認爲“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的年代裏，他從未輕言放棄，哪怕死亡在前，哪怕極盡屈辱，他依舊選擇了與手中的“史筆”共進退。也正是這種忍辱負重的精神，終使《史記》獲得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至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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