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秉德的印象中，伯父周恩來總理更像是她的父親。每當有了好消息，她總會蹦蹦跳跳地來到伯父的面前，與他分享。

1950年，在報名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沒有成功後，周秉德心裏十分難過，當即跑回家，向伯父周恩來總理說起了這件事情，希望得到伯父的安慰。然而，周秉德沒想到的是，伯父卻哈哈大笑起來，還說：“人家怎麽會要你？”

1949年6月，作爲建國後新中國的首都，北平的各項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到處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此時，周恩來也忙碌著建國前的各項准備工作。工作之余，在和弟弟周恩壽談話後，周恩來決定將弟弟的大女兒接到北平撫養。

那天，在見到周秉德的時候，周恩來拉著她的手，高興地說：“來，來，讓我看看，你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嗯，都有點像！”

後來，在回憶起周恩來總理留給她的第一印象時，周秉德說：“他高大魁梧，臉龐豐滿紅潤，與爸爸有點像，也有兩道濃黑的劍眉。”

隨後，周恩來在向周秉德詢問了她家的一些情況後，把侄女安頓在中南海豐澤園住了下來，便又去忙工作了。

周秉德的房間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的西邊一間屋子，緊挨著周恩來秘書夫婦的房子。

在這間屋子裏，有幾個書櫃，書櫃裏裝滿了各種書籍，其中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李有才板話》等。安頓好後，周恩來告訴侄女：“你住的是間書房，可以在那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

8月28日，周恩來帶著周秉德來到北京站，迎接受毛主席、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委托到上海去迎接宋慶齡先生來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國大計歸來的伯母鄧穎超。

看到周秉德時，鄧穎超握著她的手，和藹地說：“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

在豐澤園生活，周秉德受到了伯父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的熱情關懷和疼愛，心裏十分高興。

對此，周秉德在後來回憶說：“伯父、伯母一生無兒無女，多年來一直把自己對兒女輩的感情全部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親侄女來到身邊，自然疼愛萬分，把我看成女兒一樣，我也很快適應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個充滿親情而溫暖的家。”

11月，周秉德跟隨周恩來總理和伯母鄧穎超，搬到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廳居住。

1950年6月25日，就在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忙于努力修複著多年的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創傷，全力建設新中國，改善人民生活時，朝鮮戰爭爆發了。在朝鮮的強大攻勢下，韓國軍隊節節敗退。

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命令：駐日本的美國遠東空軍協助韓國作戰。27日，杜魯門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台灣海峽進行巡邏，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台灣。

6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莊嚴宣告：“全國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准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

然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卻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向安理會提交了議案，並操縱聯合國授權組成了所謂的“聯合國軍”，幫助韓國抵抗朝鮮軍隊。

不久後，以美軍爲首，聯合了其他15個國家派出的小部分軍隊成立了“聯合國軍”，直接參與了朝鮮戰爭。

7月10日，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國內的抗美援朝運動拉開了序幕。

7月13日，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中央軍委作出《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抽調第13兵團及其他部隊，組成東北邊防軍。

14日，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發出了《關于舉行“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周”的通知》。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展開，形成了第一個抗美援朝的高潮。

9月15日，美軍第10軍在朝鮮半島南部西海岸仁川實施了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逐漸不支。

9月30日，周恩來總理發表講話，向美國發出了嚴正警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麥克阿瑟卻認定中國不敢出兵，便置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于不顧，于10月1日越過了朝鮮半島的北緯38°線，並悍然轟炸了我國東北邊境的安東，造成了當地人民生命財産的巨大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被迫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艱難決策，並決定迅速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10月25日，黨中央發出了《關于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

隨後，中央宣傳部門又陸續發出了《關于宣傳抗美援朝運動的幾項指示》、《關于繼續開展抗美援朝宣傳的指示》、《關于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關于普及宣傳抗美援朝和准備"五一"全國示威的指示》等，對全國人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以提高全民族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熱情。

一天，在看到有不少同班同學都報名參加了志願軍，周秉德抗美援朝的熱情也被點燃，揣著羨慕的勁頭，也拼命地擠到報名處，卻被負責登記的同志拒絕了。

回到西花廳後，看著侄女周秉德一臉不高興，周恩來總理十分心疼，趕緊問了緣由。

得知周秉德因爲沒有報上志願軍的名才這樣時，周恩來總理哈哈大笑起來，並說：“一個小孩，人家怎麽會要你？”

事實上，工作人員之所以不要周秉德，並非因爲周秉德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女，而是因爲她的年齡確實太小！

算起來，此時的周秉德才13歲，按照規定是不能參加志願軍的。

周秉德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個千金，于1937年4月在哈爾濱降生。由于周家一直男丁興旺，女性稀少，而周恩來這一支也是祖父親兄弟5人，沒有女性。因此，周秉德的降生著實讓三代沒有女兒的周家上上下下興奮了一陣。

那時候，得知周秉德這位千金出生，連遠在天津居住的周恩來的四伯母楊氏還特意寫了一封信，寄到哈爾濱，表示了對這位孫女出生的祝賀；而周恩來的二弟周恩溥則是爲侄女寫了八個大字：“吾家添丁，周門大喜。”

作爲周秉德的父親，周恩壽更是爲了女兒，特意從哈爾濱跑到吉林，找到吉林省教育廳長、周恩來南開的同學爲掌上明珠取名。

在周恩壽說明來意後，那位廳長經過再三考慮，取屈原《橘頌》辭裏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中的前兩個字，作爲了周恩來侄女的名字。

1943年，6歲的周秉德跟隨全家人一起來到天津生活，並在這裏上了六年小學。

在天津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周秉德聽父親周恩壽說：“你伯父在共産黨內是做大事的。”

從那以後，周秉德便知道了她有一個是共産黨大官的伯父周恩來，開始期盼這能和這位共産黨的“大官”見一面，問個好。然而，這聲好一直到1949年，周秉德小學畢業後才有了機會。

那時候，周恩來答應弟弟周恩壽，把大侄女周秉德留在北平上中學，並提出由他來負擔周秉德的生活費用。

1949年冬天，在女兒來到北平半年後，周恩壽一家搬到北平。然而，周恩來總理卻並沒有“照顧”弟弟，而是對周恩壽的領導說他弟弟的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

關于這件事情，周秉德在後來說：“父親做的是工會、倉庫的一般科員，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兩間西曬、不通風的小平房，加起來也就20平米。”

由于家裏的房子比較小，一家人根本住不下，周恩來總理便把周秉德的弟弟妹妹也接到西花廳居住。

在這裏，周秉德認識了李敏、李讷等好朋友，大家在一起看書，一起唱歌、玩耍、聊天，過得非常愉快。到了此時，周秉德才算適應了中南海的生活。

那時候，周秉德和李敏、李讷在中南海捉到了一些小魚小蝦，便拿回去給毛主席做湯喝。

對此，毛主席十分高興。看到毛主席高興，周秉德和李敏、李讷也很開心，大家一起陪著毛主席吃飯、喝湯。

關于這些往事，周秉德在後來回憶說：“湯做好以後，我們陪他（毛主席）吃頓飯，桌子上有紅燒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從小沒吃過苦瓜，我看著挺鮮綠的，就夾了一塊吃，一吃覺得苦就不願意吃。他說：‘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幹革命。’”

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後，看到有幾個十五六歲的同班同學報名參加了志願軍，周秉德也不甘落後，擠到報名處想要報名。

然而，周秉德剛報了名字和年齡，便被工作人員拒絕了。對于周秉德來說，更委屈的是她原本想要找伯伯訴訴苦，找找安慰，卻沒想到聽到的是伯伯的笑聲。

想到伯父所說的話，周秉德立即將小嘴覺得老高，心裏更加難受了。

見周秉德難過，周恩來總理十分心疼，趕緊安慰她說：“當然願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實際啊！你年紀還小，好好學習，今後報效祖國的機會有的是！再說，留在後方，也可搞宣傳發動工作。”

聽了周恩來總理的話，周秉德的心情一下子就好多了。

雖然沒能參加志願軍，但周秉德還是爲抗美援朝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參加了學校業余劇團，在校內、農村和社會上，多次開展了抗美援朝的節目演出活動，爲抗美援朝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對此，周秉德覺得非常開心。看到大侄女開心，周恩來總理也十分高興。

1952年，周秉德初中畢業。臨畢業時，因爲看了一部蘇聯電影，周秉德改變了人生的方向。

那部電影的名字叫做《鄉村女教師》。影片中，主人公瓦爾瓦娜置身鄉村，爲小學教育嘔心瀝血的情節，深深地打動了周秉德的心。她覺得新中國的建設，也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而人才培養離不開教育。

想到新中國的教育力量還很薄弱，周秉德的心中萌生了一個當教師的夢。

于是，在趁著周末的時候，周秉德回到西花廳，趁著吃飯的機會，將這個想法告訴了伯伯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

聽了周秉德的話，伯母鄧穎超十分支持，笑著對周秉德說：“好啊，女孩子選擇做教師挺不錯的，何況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師去培養人才參與祖國建設，當教師很有意義。當年我16歲，一畢業也是當教師的。當教師，我支持你。”

然而，周恩來總理卻沒有表態。

于是，鄧穎超有轉向周恩來總理，說：“秉德不准備考高中，打算報名上師範學校，你怎麽不吭一聲，表個態？”

聽了鄧穎超的話，周恩來總理才放下筷子，說：“這事應該讓她獨立思考。有你一人說就夠了，我講多了對她成長不好，壓力太大了。萬一有一天她猶豫、後悔，都沒辦法。況且，她還應聽聽她爸爸媽媽的意見。”

對于周恩來總理的意見，鄧穎超表示支持。

後來，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後，周秉德順利地上了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後，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東郊區的第三中心小學，當了一名鄉村女教師。

三個月後，組織上決定讓周秉德參加區委的肅反工作。那時候，由于周秉德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區委的同志們並不知道周秉德便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女。

得知這件事情後，周恩來總理十分高興，但還是就工作本身叮囑侄女說：“搞這項工作，要仔細、謹慎、實事求是！作爲宣傳教育群衆的幹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領會學習黨的方針政策。”

後來，周秉德將自己的對象帶到西花廳與伯父和伯母見面，征求他們的意見。

得知男方是沈鈞儒的長孫時，鄧穎超笑著說：“這家人我們太熟悉了，他的爺爺是中國共産黨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區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門診部的內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隊表現很優秀。這樣的人家，用不著再了解。”

1964年，周秉德與沈人骅結了婚。婚後，周秉德才搬出了西花廳。此時，周秉德在中南海已經居住了15年。

1965年，沈人骅被調到西安工作。根據中央“夫婦雙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著調離北京”的規定，周秉德也要到西安去。關于這件事，周恩來總理並沒有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利幹涉。

臨行前，周恩來總理對侄女周秉德囑咐道：“你的孩子，從小要嚴格教育，不能寵！”

在西安，周秉德一家生活了9年。

1974年，沈人骅被調回北京，周秉德也隨之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後，周秉德思念伯父和伯母，便到西花廳看望。誰知，在看到周秉德時，周恩來總理瞪著眼睛問：“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關系調回來的？！”

見周恩來總理這樣說，鄧穎超趕緊說：“恩來，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人骅的妻子，是軍人家屬。”

聽了鄧穎超的話，周恩來總理認爲她說的對，才緩和了語氣說：“我放心了，是隨軍人調動的。”

5月31日，周秉德接到伯母鄧穎超打來的電話，說伯父約她去中南海吃飯。挂斷電話後，周秉德非常高興，立即飛也似的來到了西花廳。

然而，這次見面，周秉德卻發現，一直以來衣衫整潔的伯父卻穿了一套睡衣睡褲。對此，周秉德感到很不尋常。這時，周恩來總理對他說：“你也看出來了，我有點病，明天要住院了。”

想到伯父一直忙碌，正好借著住院看病的時間休息一下，周秉德高興地說：“您平時那麽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周秉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她不知道周恩來總理患了癌症，還以爲只是普通的病，很快就會治好的。

看到侄女高興，周恩來總理也不願意拿自己的病讓她擔憂，便沒有告訴她自己的病情。

臨別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將兩張他在大寨的照片送給了周秉德，並說：“給你留個紀念吧。”

後來，在回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周秉德後悔地說：“因爲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個坤表，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産自己的表……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裏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終于在西花廳見到了伯父。

那天，周秉德提出要和伯父一起照張相，但周恩來總理卻說：“你看，家裏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

這次見面，周秉德發現伯父“更瘦了，人就像一個衣服架子，但眼睛還很有神”。這也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了。

後來，因爲擔心周恩來總理的身體，周秉德曾想去醫院看望，但中央有規定，不能隨便探視。

想到周恩來總理是一個特別重視紀律的人，鄧穎超便勸說周秉德不要去醫院。然而，看到侄女如此難過，鄧穎超只好撥通了病房的電話，讓周秉德和周恩來總理通了電話。

在電話裏，周秉德哭著對伯父說：“伯伯，你要長命百歲，再爲國家多作貢獻啊！”

聽了周秉德的話，周恩來總理安慰她說：“你是共産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麽一天的。說那話也的確沒什麽，想開點，好嘛？”

然而，這樣的安慰，卻並沒有驅散周秉德的難過，她一再懇求伯父要保重身體，並在挂斷電話前說：“我不忍多占你的時間，千萬請注意休養好，配合治療。如果不想呆在醫院裏，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

1976年1月8日，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卻在廣播裏聽到周恩來總理去世消息，這才意識到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待她如親生女兒的伯父了。

于是，周秉德立即買了當天的機票，懷著悲痛的心情趕回了北京，參加了周恩來總理的所有告別儀式。

多年後，回憶起當時沒能去醫院看望周恩來總理的事情時，周秉德依然十分難過，說：

“如今，想起來，那時的我太天真了，其實當時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個年頭了，並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伯母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嚴重，說什麽我也要闖進醫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