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澳大利亞音樂家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一半的澳大利亞工作音樂家面臨著每年不足6000澳元的嚴峻現實。

英媒4月2日稱，數據揭示了該國大部分音樂人所面臨的不穩定財務狀況。超過550名音樂家參與了此次調查，結果凸顯了業內普遍存在的挑戰，這些挑戰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下變得更加嚴峻。

在該調查中，有8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不公平對待。疫情導致場館關閉，加劇了音樂人已經壓力重重的收入問題。

媒體、娛樂和藝術聯盟的宣傳總監保羅·戴維斯形象地將音樂家描述爲澳大利亞不安全工作環境的代表，強調了低收入、不穩定的工作以及沒有養老金等基本福利的普遍存在。

他說：“音樂家是澳洲工作不穩定危機的代言人。他們要靠極低的收入、不穩定且經常是無償的工作來維持生計，而且很少能獲得所有勞動者都應享有的養老金。”

“大多數音樂家都從事多種工作，並爲追求自己的音樂事業而做出犧牲，不得不爲自己的項目和藝術發展提供資金，而這還是在養活自己和家人的基礎上。”

音樂家們的經濟困境顯而易見，大多數被迫從事多個工作以維持生計。調查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音樂家能夠完全依靠音樂事業維生，而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在音樂行業外尋找工作。民謠音樂家金伯利·惠勒等藝術家被迫尋找其他收入來源，這是由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和逐漸減少的表演費用所迫。

她說：“曾經，我一半的收入來自音樂，但生活成本的上升和演出費的減少迫使我轉向音樂之外的其他工作。”

“這是我希望不必做出的權衡，但現在作爲一名職業音樂家，要過上體面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我們所從事的是一種職業，這一點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與音樂行業的其他收入者相比，音樂家通常被認爲獲得收入的權利較小。我們是在做生意。我們需要賺取用于生活的工資，而不是零花錢。”

“大多數組織不願意就條款或運營模式進行談判。我認爲沒必要這樣。”

問題不僅僅局限于經濟條件的限制，音樂家們還面臨不利的工作環境。62%的受訪者報告稱他們在工作場所曾經曆過欺淩、騷擾或歧視。這種惡劣的環境不僅破壞了他們的藝術追求，也侵蝕了他們作爲專業人士的尊嚴。

在這些挑戰的背景下，澳大利亞音樂家協會在媒體、娛樂和藝術聯盟的支持下發起了改革呼籲。他們呼籲各地采納“最低費用”政策，爲公共資助的演出支付每位音樂家至少250澳元的最低費用。這一政策已經在幾個州和地區得到實施，爲音樂家提供了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一定程度的經濟穩定。

政策改革的推動正值行業面臨重大挑戰之際，標志性音樂節的關閉提醒了人們這個行業的脆弱性。Splendour in the Grass、Falls Festival和FOMO等音樂節紛紛因成本上漲而倒閉，給音樂人和音樂愛好者帶來了沉重打擊。

調查揭示的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需要緊急關注和行動。必須確保不低估或邊緣化音樂家的貢獻。他們不是僅僅是愛好者，而是值得公平報酬和體面工作條件的專業人士。

隨著工會和商業運營商之間的討論和談判即將展開，帶來了積極的變革希望。然而，真正的進步需要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讓澳大利亞音樂家的聲音被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