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舉行，卓亦謙憑借電影《年少日記》獲得最佳新導演獎。

影片此前獲本屆金像獎12項提名，並于4月19日在內地公映。

卓亦謙領獎時感謝了監制爾冬升，稱首次執導筒就與爾冬升合作，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

與《年少日記》中的台詞“成爲自己想成爲的大人”相呼應的是，他也在現場對未來的自己喊話——

“未來的你，一定會遭遇失敗和低潮，但你不要忘記，你拍戲的時候是多麽的幸運，遇到一幫這麽好的人一同前行，他們陪著你、幫助你、相信你，他們讓你想成爲更好的自己，所以請你也要繼續相信你自己。”

入圍本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幾部作品，講述了不少人的抗爭故事。

爲冤屈的被告人抗爭的《毒舌律師》。

爲艱難制度下苟延殘喘的殘障人士抗爭的《白日之下》。

還有爲飽受家暴之苦、自殺輕生的抑郁症學生抗爭的《年少日記》。

10歲學童墜樓自殺，一個稚嫩的生命是被什麽摧毀的？

當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成爲當下熱議話題，社會新聞版面越來越頻繁出現相關事件的時候。

監制爾冬升和導演卓亦謙憑借電影人的這份社會責任感，用這部《年少日記》展現出這一問題。

《年少日記》最難能可貴的是，它在關注具體問題的同時，也考慮到宏觀的大問題，並且希望幫助受傷的人治愈自己。

故事的開頭，副校長發現了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

但他卻不以爲然，因爲他覺得又是哪個學生惡作劇，或者是學生裏出現了精神病。

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成學生自己的問題。

中學老師鄭Sir（盧鎮業 飾）很努力想要找出班上企圖輕生的學生，阻止悲劇的發生。

遺書上一句“我不是什麽重要的人，如果我離開了，很快，大家都會忘記我的”的類似話語，讓鄭Sir翻出一部塵封的日記本。

這是一個叫鄭有傑（黃梓樂 飾）的十歲小男孩寫下的“遺書”。

生命停留在十歲的他，是鄭Sir的哥哥。

鄭有傑的這本日記本，堪稱一次“墜落的審判”。

是什麽導致一個十歲小男孩離開人世？

這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年少日記》勇敢直面了它，打破這種“沉默文化”。

在鄭有傑與弟弟的成長過程中，父親鄭自雄（鄭中基 飾）身體力行、不斷向他們灌輸、但並未宣之于口的理念是“優績主義”（Meritocracy）。

鄭自雄自身就是優績主義的獲益者。

他來自平民家庭，憑借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實現階層的躍升，成爲一名大律師，成爲香港的中上階層。

作爲社會名流的他，在向學生們的演講中如是說道：機會是留給努力的人，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一定會失敗。

優績主義極易讓那些努力的成功者産生一種“精英主義”的心態。

在他們眼裏，失敗者的失敗只能是因爲他們不夠努力、蠢、笨、懶。

鄭自雄是他家的“皇帝”，他養家糊口，他最厲害，凡事他說了算。

並且，他沒有同理心，他不理解、無法共情那些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取得成功的人。

比如他的大兒子鄭有傑。

鄭自雄認爲鄭有傑成績不好、鋼琴學得慢，一定是他不夠努力、態度不端正、偷看漫畫，並加劇對他的歧視、貶低和家暴。

當然，鄭自雄除了家暴他兒子還家暴自己老婆。

其實鄭有傑是一個非常乖順的孩子，在父親的暴戾管教下，他一直在不斷努力。

他渴望成爲像弟弟鄭有俊那樣出色的小孩，甚至比其他小孩更顯得“懂事”（比如幫父母做早餐討好他們）。

但在父親精英主義的視角下，成績不好的鄭有傑就只是一個“垃圾”而已。

他給母親遞水，“賣弄”說了英語“Your cup of water, Mom”，車上，父親卻嚴厲訓斥他：“是glass，不是cup，垃圾！”

久而久之，鄭自雄這種精英主義心態也滲透到鄭有傑的母親（韋羅莎 飾）和他弟弟身上。

所有人內心深處看不起鄭有傑，從未真正把他當家人。

當鄭有傑向母親求助，自己睡不著，想看精神科醫生。

母親卻說，精神科是給患精神病的人看的，你是瘋子嗎？

母親含淚控訴並“威脅”：如果我離婚都是因爲你！

一直很乖巧，成績又出色的弟弟，也根本瞧不上哥哥，並慶幸聰明的自己不用像哥哥那樣淪爲笑柄，經常挨揍。

母親和弟弟對于鄭有傑被揍的行爲，不爲所動、見怪不怪。

一個十歲的小男孩，本應無憂無慮地探索世界，享受童年的樂趣，保持美好的純真，就像鄭有傑所相信的熱血漫畫故事。

然而，每一份不理想的成績單如同巨石滾落，不斷堆積在他的心頭。

他明亮的雙眸時常被憂慮的陰影遮蔽，他害怕父母失望的眼神、老師的批評、同學的嘲笑。

幼小的他已經體會到成人世界所謂的“生存壓力”，承受著超乎年齡的身心負擔。

就這樣，母親涕泗橫流地怒斥他，父親冷漠的“我不會再打你，打你都無用，你自己好自爲之啦”，弟弟不耐煩地拒絕和他聊天以及他的擁抱……

這些給鄭有傑判了“死刑”：“我不是什麽重要的人，如果我離開了，很快，大家都會忘記我的。”

所以，他真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整個故事講得平靜且克制，除了鄭中基飾演的父親間歇性的狂躁，大部分情況下，是淡淡的敘事氛圍。

可是，觀衆卻能跟隨班主任的視角，一步步入局，與之共情，潸然淚下。

影片的後勁賊大，點映過後，該片的豆瓣評分從8.5分升至8.6分，繼續穩居過去一年最高分的院線華語電影。

前半段的故事起得高調，後半段則在埋下的暗線中徐徐反轉，你眼中的a角，反而是躲在角落裏的b角。

《年少日記》的厲害之處在于，它沒有完完全全的好人，也沒有百分百的壞人，大家都不過是有善有惡，有懦弱，有無奈的普通人。

有的人，選擇在天台呐喊，有的人，卻只能在心底呐喊。

而芸芸衆生，庸庸碌碌，並不是每一次的呐喊，都能得到正向的回應。

如針，落了地，太輕，聽不到。

在《年少日記》裏，正是因爲缺乏校方、老師、同學、家長對這些呐喊的回應，才最終釀成難以挽回的悲劇。

沒有誰是第一責任人，卻人人都在天台推了一把。

可是，誰說普通人的心聲，就不值得被聽見呢？

對好孩子、壞孩子的評判標准，難道就該把成績刻在恥辱柱上嗎？

當一位10歲學童，每日面對高壓式的教育環境和生活環境，他將産生什麽樣的心理。

老師自以爲是教育的話語，實則是對孩子的嘲諷。

律師父親的狼式鼓勵，實則是一種熱暴力。

母親看似關心的教導，實則是自顧不暇的埋怨……

在精英家庭，父母的愛是明碼標價需要高回報的。

而這種家庭暴力、升學壓力，還只是導演試圖探討的表層問題、具體問題。

東亞家庭世代創傷和社會焦慮才是導演希望展示的深層問題、宏觀問題。

電影《年少日記》不僅聚焦一個每日面對高壓的學生，也是誕生于香港這個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化大都市。

在我們的印象中，香港是一個房價高、加班多、人均住房面積小的城市。

似乎生活在香港的每一個人都很忙、很卷。

香港的房子單價極其昂貴，戶型也非常小，以至于用“尺”作爲計算單位。

大家每日喜歡討論的事情似乎都是關于數字：每個月賺多少錢，讀什麽學校、成績怎麽樣，股票漲沒漲。

這樣高壓的現代化大都市，可想而知民衆精神問題頻發，自殺率居高不下。

翻開香港的報紙或者資訊網站，每天都能在“港聞”一欄中，看到幾宗自殺的新聞報道。

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聯同“生命熱線”在2023年公布的數據。

2022年香港每10萬人中有14.5人死于自殺，自殺率爲14.5，略高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10.6。

15至24歲的青少年自殺率從2014年的6.2急升至2022年的12.2，創下曆史新高。

導演卓亦謙注意到，一方面是自殺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香港人又比較迷信，大家都不願意去討論一些所謂的“不吉利的事情”。

于是他考慮到，“是不是不講這樣的事情，才是問題”。

他希望在入行以後，拍攝一些自己真正在思考和關心的問題，他的親身經曆，導致他希望將年輕人自殺這一議題進行研究和表現。

在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日記這個媒介。

日記承載了對當下和過去的記錄功能，影片便是以小男孩鄭有傑在過去的經曆和鄭老師現在的狀態雙線進行敘事，講述這段成長。

正是這本塵封的日記，讓多年後的鄭老師看到了這位小男孩是如何在畸形的家庭中成長。

也許在小男孩精神崩潰之時，他的日記能早點幫助他完成與他人的溝通，就能得到他人的幫助。

他的家庭創傷究竟如何療愈，影片並未給出直接的答案，但通過記錄和被看到，也許能找到自我和解的出口。

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日記真的能幫助男孩實現和家人溝通的作用嗎？

可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畢竟在《年少日記》的故事裏，每個人可能都會看到自己的過去。

《年少日記》是一部關于孩子“成長痛”的電影，也是一本寫給成年人的療愈日記。

它將傳統家庭教育令人窒息的剖面無情披露，深挖原生家庭畸形的愛。

父母將孩子看作是自己的所屬品，是一面供其自戀、掌控的鏡子。

他們把自身對成就、理想、權力和名聲的欲望，全部投射在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身上，這樣的投射和壓力則給孩子帶來噩夢般的陰影。

片中，多年之後孩童時期原生家庭留下的傷痛，本以爲已經愈合，但來到人生關鍵階段，傷疤實際上並未愈合，仍然隱隱作痛。

這也讓鄭老師在面對婚姻和家庭時生出了怯懦，不敢承擔起父親的新身份和責任，給另一半帶去了傷害。

電影像一封集體遺書，是青少年心理問題與家庭創傷最成功的一次提煉。

而觀影的我們好像是這本日記的讀者，又好像是這本日記的作者，更可能是這本日記的無視者。

那麽，這樣一本寫滿創傷與和解的年少日記，期望有你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