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宣帝時，上郡（今陝西榆林）發生一件怪事——有人從地下挖出石室，裏面藏有一具年代久遠的“盜械之屍”。

所謂“盜械”，即因犯罪而戴上刑具之狀。年輕的經學家劉向經過研究，上書朝廷，說這具古屍是傳說中的“貳負之臣”，據說，貳負擅行殺戮，受到天帝懲罰，被拘禁在疏屬山中，他的右足戴上腳鐐，雙手與頭發反縛在一起，捆到一棵樹上，直至死去。

漢宣帝好奇地問劉向，愛卿爲何知道這個故事呀？

劉向說，我是從《山海經》裏讀來的。

漢宣帝大爲驚奇。一時間，滿朝文士、當世大儒紛紛捧起《山海經》，跟風研讀，啧啧稱奇。

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前，《山海經》因其怪誕，一直不受讀書人的重視，就連司馬遷也在《史記》中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紀》（今已失傳）、《山海經》都是上古奇書，太史公認爲，他沒有親眼看到書中的奇怪事物，故不敢言。

西漢學者劉向的古屍鑒定，卻讓朝野掀起一股《山海經》熱。這股潮流，一直傳到了現在。

貳負：“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發，系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山海經·海內西經》）

青年時的劉向憑借文學上的成就，通過漢宣帝選賢，步入仕途，後來，他常年負責“校理秘書”，掌管皇家藏書，成爲中國目錄學的鼻祖。

經過長年累月的付出，“小劉”熬成“老劉”，劉向爲典籍的流傳奉獻一生，而他另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是有個好兒子。

劉向的兒子劉歆繼承其父事業，也成爲一名大學者。劉歆精通古文經學，他的學術成果甚至影響了其好友王莽的托古改制。

今天我們講《山海經》的流傳，離不開劉向、劉歆父子的貢獻。

劉向畫像

劉向引領《山海經》熱的多年後，其子劉歆作《上〈山海經〉表》，繼續向朝廷大力宣傳《山海經》。

劉歆說，《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意思是說，乍一看書裏寫的都是奇異鬼怪之事，實際上都是上古時期的真人真事，而且此書有助于讀書人博古通今，可以考證天地萬物的吉祥征兆和災變怪異，了解異國他鄉的民風民俗（“考祯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

爲此，劉歆舉了兩個例子，來證明《山海經》是可信的。一個是他父親劉向曾經考據出上郡古屍的來曆。另一個故事是，漢武帝時，有人獻上一只奇怪的鳥，無論餵它什麽它都不吃，只有博學多才的東方朔一下就叫出了這只怪鳥的名字，並且知道該餵它吃什麽。隨後人們按照東方朔的方法餵養，果然靈驗，便問東方朔，你是怎麽知道的呢？

東方朔答，我是從《山海經》裏讀來的。

如今看來，這兩個故事難免有些牽強附會。但劉歆作爲當時的學界大咖，他的話很有分量，在別人看來，他讀的書多，不會騙人。

經過劉歆的校定，今傳18卷本《山海經》廣爲流傳。現在，《山海經》的傳世版本共18卷，約31000字，主要由《山經》和《海經》兩部分組成。《山經》記載山川地理、礦産、珍禽異獸、花草樹木等，又分爲《五藏山經》5卷。《海經》記載海內外的國家、民族、神奇事物、神話曆史，又分爲《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三大部分，共13卷。

值得一提的是，在劉歆之前，其父劉向也曾整理過《山海經》，其版本應是《漢書·藝文志》中所載的13卷本，不過，該版已失傳。劉向、劉歆父子先後總領校正宮廷秘藏書籍，現存很多先秦典籍經他們之手進行過整理，但對同一部古籍進行反複校正的情況十分少見，可見父子倆對《山海經》的偏愛。

到晉代，神秘的《山海經》遇上魏晉的玄學之風，碰撞出新的火花。

晉人郭璞是最早爲《山海經》作注的學者。

用現在話說，郭璞是一名“斜杠青年”。自打年輕的時候，這個河南人便集訓诂學家、風水大師、遊仙詩祖師、資深“驢友”于一身，因此，後世文獻大多將其塑造成一個料事如神的大神級人物。

據說，西晉時，河東一帶發生騷亂，郭璞蔔了一卦，突然丟下占蔔用的書策，長歎一聲：“唉，百姓要陷入異族的統治之下，故鄉將要受到胡人的蹂躏了！”不久後，永嘉之亂爆發，五胡亂華，衣冠南渡。

到了南方，郭璞先後當過王導、王敦的參軍。王敦圖謀叛亂時，請郭璞占蔔吉凶。郭璞告訴他，這事兒成不了。王敦又問，那你說我能活多久？郭璞說，您若是起兵，不久就有大禍，命不久矣。王敦大怒道，那你知道自己的壽命嗎？郭璞說，我會死在今天中午。憤怒的王敦果然當天下令將其處死，郭璞遇害時49歲。

另一件神奇的事情，發生在郭璞與南朝才子江淹之間。江淹早年才華橫溢，文采斐然，可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晉代的郭璞來找他，說有一支五色神筆落在江淹這裏了，現在要收回。經過這一夢，江淹就再也寫不出好文章了，後世稱之爲“江郎才盡”。

郭璞一生博學多才，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口吃（“讷于言論”）。

但是，正因爲不擅長口頭交流，郭璞沒有把太多時間花在口若懸河的清談上，而是專注于書山學海之中，並迷上了《山海經》的世界。

郭璞用晉代的通用語言，對劉歆本《山海經》中生僻難懂的字句進行注釋，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深刻影響《山海經》的流傳。

作爲注《山海經》的第一人，郭璞將世人對《山海經》的認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郭璞注《山海經》之後，北魏郦道元作地理名著《水經注》時，大量引用《山海經》的記載，並肯定《山海經》的地理學價值。

後來，曆代名家注《山海經》，大都以郭璞注本作爲權威底本，如明代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楊慎《山海經補注》，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畢沅《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

經過郭璞之手，後世流傳的《山海經》已然定型。

郭璞畫像

比較遺憾的是，《山海經》原著中的圖畫在這個過程中失傳了。

起初，《山海經》是一部帶圖的古籍。神話研究專家袁珂先生認爲，“《山海經》一書，尤其是其中《海經》的部分，大概說來，是先有圖畫，後有文字，文字是因圖畫而作的”，其中有很多文字是“解釋圖之詞”。

根據現有文獻分析，《山海經》的圖可能在西漢後期已經失傳，因爲劉向、劉歆校書時都沒有提到過書中的圖。盡管後世刊行《山海經》時往往附有圖畫，但已是根據現有文字二次創作的補畫之作。

漢代以後，《山海經》流傳的主要脈絡十分清晰，離不開以上學者的貢獻，但說到《山海經》的作者，可就剪不斷、理還亂了。

劉歆在《上〈山海經〉表》寫道，“《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伯）益等類善惡，著《山海經》。”這是西漢學者關于《山海經》作者的說法。

直到唐宋時期，古人仍相信，《山海經》是大禹及其助手伯益在治水期間的見聞筆記。

如果將《尚書》《國語》《山海經》《淮南子》等古代文獻拼湊起來，可以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大禹治水故事。

《尚書·堯典》載，洪水滔天，危害四方，堯與衆臣商議，何人能治理水禍？部下先是推薦了共工。堯不同意，說共工這個人精得很，貌似恭敬，其實內心很傲慢，不堪大用。衆臣卻說，沒有其他人選，先用他，不行再換。

共工治水，以爲水患來自大海，是海底泥沙淤積造成，于是從這一點著手，結果治水二十年，水患越來越嚴重，被堯撤職。

接著，堯問衆臣，何人能治水？衆臣推薦了鲧。

鲧治水，用的是“水來土擋”的方法，哪裏有水堵哪裏，一點都不so easy。等到鲧帶人四處修堤搶堵之後，洪水仍然不斷上漲，治水再度失敗。按照《山海經》的說法，鲧治水失敗後，“帝令祝融殺鲧于羽郊”。

鲧的兒子就是禹，他是上古文獻中堯、舜時期的第三位治水者。大禹治水，采用疏導河川的方法，率領百姓疏通河道，引水入海，在此期間，他淌河過江，翻山越嶺，三過家門而不入。

大禹不僅治理洪水，還走遍華夏，丈量土地，劃定九州，如《尚書·禹貢》載，“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袁珂先生認爲，“整部《山海經》便可說是一部神話性質的地理書”。《山海經》中有很多關于山嶽、河流的記載，盡管其中充滿神話色彩，但也帶有劃分地理的概念，如《山經》五卷，分中、南、西、北、東五個山系，在敘述河流的部分，也會描寫其流向、發源等。

古人覺得，這些記載符合大禹“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經曆。他們相信，當年大禹一邊走，一邊記，將其所見所聞著成了《山海經》。

此外，《山海經》還有對大禹故事的補充，比如“大禹殺相柳”的故事。

《山海經》說，相柳（相繇）是共工的部下，相貌凶惡恐怖，爲巨大的青色蛇身，上面長著九個腦袋。大禹治水時，相柳老是搗亂，等到治水成功後，大禹便殺了相柳，爲民除害。相柳死後，其血液彙聚成河，所到之處寸草不生，大禹只好將其汙染的土地多次填塞，最後幹脆挖了一個大池塘，讓相柳的血流到池中，再進行掩埋。

[宋]《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除了大禹外，關于《山海經》的作者，還有許多撲朔迷離的說法，比如宋代朱熹等認爲《山海經》是“戰國好奇之士”所作；民國學者陸侃如認爲一部分爲戰國楚人作，一部分爲西漢時作，一部分爲東漢魏晉時作；魯迅先生推測，《山海經》“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研究《山海經》多年的學者袁珂提出，“除了《海內經》四篇是成于漢代初年以外，其余都成于戰國時代”，成書的時間曆經數百年。

總而言之，相比難以考證的大禹說，現代學者更傾向于《山海經》成書非一時一地，作者也非一人的說法。

他們認爲，這部典籍是在曆代先民口頭傳承或文字記述的基礎上成書，是中國上古地理、神話、曆史、宗教、民俗、動物、植物、礦産等百科知識的彙集。

這個觀點，在《山海經》的文字中有迹可循。

從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驚訝地發現《山海經》“四方神”與殷墟蔔辭“四方帝”的契合之處。

從楚國詩人屈原的楚辭中，可以細心地找尋《山海經》中的異獸，如“應龍”“燭陰”“蝮蛇”等。

從上古英雄的傳說故事中，可以看到他們在《山海經》中的神化形象，如大戰蚩尤的黃帝、治水的大禹、善射的後羿、野性十足的西王母。

“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是燭龍。”（《山海經·大荒北經》）

從對後世的影響來看，《山海經》這部奇書、怪書，爲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經久不衰的源泉，如袁珂所說，乃“史地之權輿、神話之淵府”。

《山海經·南山經》寫道，青丘之山有獸，“其狀如狐而九尾”，而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九尾狐再度現身，“有青丘國，有狐，九尾”。

《山海經》中的九尾狐故事被後世不斷改造，到了漢代的《吳越春秋》，有九尾狐見于塗山，寓意國家昌盛的傳說；到了宋代筆記《侯鲭錄》中，九尾狐則演變成了狐媚美女的化身，“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山海經·南山經》）

在《山海經》描繪的海外大荒地圖中，有形形色色的神奇國度，其中帶有明顯的二元對應原則。

《山海經》有小矮人聚居的“焦僥國”，就有人人身軀龐大的“大人之國”；有耳大出奇需兩手攝持的“聶耳國”，就有眼眶深陷的“深目國”；有國民全是男子的“丈夫國”，就有盡是女子的“女子國”；有一只眼的“一目國”，就有三只眼的“三目國”……

[明]蔣應鎬圖本《三身國周邊》

無論這些記載是出于先民的誇大，還是憑空的想象，其創作風格在上古蒙昧時代堪稱先進，直至今日，仍爲人們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山海經》彰顯著古老的華夏民族精神。

《山海經》中，有追逐太陽、化爲樹林的悲劇英雄誇父：

誇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山海經·海外北經》）

有銜木填海、锲而不舍的炎帝之女精衛：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山海經·北山經》）

有身殘志堅、揮舞盾斧的斷頭神將刑天：

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幹戚以舞。（《山海經·海外西經》）

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早已流入中華民族的血脈。

“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山海經·海外南經》）

如今讀《山海經》，仍然不會過時。

晉代郭璞在《注〈山海經〉敘》中表明，他之所以爲《山海經》作注，是爲了打破讀者對《山海經》的誤解。郭璞看到，當時很多人讀《山海經》，會對書中的“奇怪俶傥之言”感到疑惑（“莫不疑焉”），這是因爲，他們不明白宇宙事物的萬象多端，才會産生無端的質疑，這實在是“怪所不可怪也”。

郭璞引用莊子的名言說，“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他感慨道：“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山海經》中的種種疑問會得到破解，其中的奇言異事也能爲人所認識。

時至今日，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山海經》研究者、愛好者還在嘗試用不同的觀點來诠釋這部典籍，甚至從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曆史文化中找尋證據。

可以說，每一個熱愛《山海經》並熱衷于探索未知世界的讀者，都是郭璞的後世知音，也是他所說的，“達觀博物之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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