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作者 | 段志飛
✎編輯 | 譚山山
5月12日，母親節，也是電影《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以下簡稱《媽媽》）公映的第5天。“獻給媽媽的電影”，導演李冬梅在電影開場時用這條字幕，開啓了一場抵達觀衆的漫長之旅。
我上一次見到李冬梅，是在2021年的栗憲庭電影培訓課上。她作爲往屆學員，前來和師弟師妹們交流創作心得。“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真誠地、自由地、有態度地創作”，李冬梅的這一看法，成爲大家的共識，甚至稱得上是“信條”。
2020年10月，《媽媽》在第三屆平遙國際影展上獲得藏龍單元最高獎——“費穆榮譽最佳影片”。時隔4年，這部電影曆經艱辛，終于走進影院。盡管要面對藝術電影無人問津的困境，但李冬梅說，走完這一圈，算是完成了一項使命。
電影中的媽媽。（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32年前，李冬梅12歲，正在巫山縣一個鎮上念小學。有一天，課上到一半，她被老師叫出教室，得知她媽媽生下了五妹，隨即因爲難産去世。幺舅來接她回奶奶家，路上，她和三妹坐在幺舅的三輪車後廂，車子顛簸地開過山路和田埂……這些看似遙遠的記憶，李冬梅後來反複想起，在她腦海中萦繞不去。
2018年，李冬梅寫下《媽媽》的劇本，決定跟過去道別。在拍攝過程中，她常常失聲痛哭。她用半自傳的形式，講述了這個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農村的七天裏發生的故事。
自電影公映以來，李冬梅連續好幾天失眠。白天要不斷地跑路演，參加映後交流，面對觀衆善意的提問，她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感受，不斷地消費自己的情緒。去電影院看《媽媽》的觀衆數量，則能通過大數據一目了然。
李冬梅（右）在給演員說戲。（圖/被訪者提供）
“你覺得這個事情值得嗎？”李冬梅問我，也是問她自己。“我花了7年時間，掏心掏肺地，就爲了將這樣一部我認爲真誠的電影送到觀衆面前，可是這個抵達怎麽就這麽難？”她說，“也許是我太貪心了，但是《媽媽》不值得被看到嗎？”
對一個12歲的孩子來說，母親的離世，等同于一場“地震”——心裏的很多地方都變成了廢墟。對李冬梅來說，拍《媽媽》就是在廢墟上重建記憶。這場“地震”發生在銀幕上時，有人感受明顯，有人感受輕微，但無論如何，一切都真真實實地發生了。
“我覺得以後我也不會再拍這樣的電影了。好在，這是一部獻給媽媽的電影，一生也就拍這一次了。”李冬梅說。
以下是《新周刊》記者與李冬梅的對談記錄。
李冬梅工作照。（圖/被訪者提供）
“你要爭氣，不要叫別個笑話”
《新周刊》：媽媽去世的時候，你只有12歲。在你印象中，媽媽是一個怎麽樣的人？跟電影裏是一樣的嗎？李冬梅：只能說不完全一樣。我在電影裏展現的母親，在整個敘事裏是“建構性的母親”，也就是“大概的母親”。我沒有真正單獨凝視她這個個體，我的觀看或者我的呈現，不是那種特別鮮活的角色——電影裏的母親是沉默的，梳著簡單的齊耳短發，托著大肚子也要做家務，偶爾坐著發發呆。 但我媽媽本人比電影裏的角色更豐富。她去世的時候才36歲，我記憶裏，她也會像個女孩子一樣，跟人聊天的時候，表現出一種特別的天真。她對生活好像有很多渴望，可能還有點憂傷，跟電影中的角色還是蠻不一樣的。
電影中的媽媽和外婆。（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記憶裏有跟媽媽聊天的場景嗎？或者有沒有記憶深刻的事情，讓你覺得她很愛你？李冬梅：我記得有一次過年，我要去村子裏拜年，但沒有新鞋，我媽媽就把她的一雙綠色的、毛茸茸的鞋子給我穿。那是雙大人穿的鞋，估計得有36或37碼，而我那時候只有10歲，穿在腳上就挺大的。我能感覺到，她很喜歡這雙鞋，但她還是給我穿了。我很開心，就穿著那麽大的鞋去拜年。她看著我，也很開心。
跟媽媽交談的記憶確實很少，似乎沒有。她有一個好朋友，跟那個阿姨在一起的時候，她有很多話要說。
電影中的家。（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我有一種感覺，這部電影其實是你媽媽跟你一起完成的。她的離去，成爲你之後人生走向的一個前提——不管你是去打工創業還是去國外上學，然後回國之後做電影，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媽媽已經“走了”。你在創作過程當中，是怎麽跟自己對話、跟媽媽對話的？李冬梅：這個對話，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不是發生在某一天某一時，而是如影隨形的。我生命裏面的每一刻，可能都在跟她說話。在澳大利亞讀書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很大的房子裏，每次洗碗，就總覺得，只要我一轉過頭來叫“媽媽”，她就會答應我。就很神奇，我在那裏住了三年，那個房子那麽大，但是只有那一個角落，我會覺得她一直在。
看到一些好玩的地方，我會想到她；看到一些她沒有吃過的東西，會想到她；有時候看到一個跟她長得像的人，也會想到她。時時刻刻地，我覺得我可能是太想她了。
電影中的三個女兒。（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媽媽給過你什麽評價，或者對你有什麽期許嗎？李冬梅：你倒是提醒我了。她會說：“你要爭氣，家裏四個女兒，沒有兒子，你看人家跟我們家鬧矛盾的時候，就會笑話我們家是‘半邊戶’。”她就是這樣跟我們說的，要我們好好讀書、做事、做人，不要叫別個（四川方言，指別人）笑話了。她還挺要強。
現實比電影殘酷得多
《新周刊》：你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說過，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是想跟過去那段凝滯的記憶告別，好讓自己的生命得以繼續生長。《媽媽》公映後，它不斷被更多人看到、討論，你也一遍遍地講述媽媽的事。你現在的感受是什麽？李冬梅：說實話，我有點厭倦這種講述。因爲，我覺得我想跟媽媽講的話，不應該在這種場合反複地說，這是我的自我消費。我真正想跟媽媽說的，第一，電影裏已經表達了；第二，我會體現在更加私密的，或者根本不會用語言來表現的地方。
但這樣的講述，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說了太多次，我覺得媽媽不再像之前那樣，很多東西在這個過程中被消解掉了。我覺得，我深深思念的媽媽，不在針對觀衆的回答裏，也不在電影裏，而是在更加隱秘的記憶裏。
這一部分我其實很少說。但是，對于公衆的提問，我還是盡可能真誠地回應。今天回到酒店休息，我就在想，確實有點厭倦了，等到後面的路演結束，就到此爲止吧，讓這個事情翻篇。
電影中的“小鹹”，原型即李冬梅。（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感覺自己有點殘忍，繼續問你關于媽媽的問題，太不近人情了。李冬梅：沒關系。每說一次，其實也是在想她。關于我媽媽的真實的部分，我也很久沒跟別人說了，聊電影會多一些。以後，在公共場合，關于這個話題應該也是最後一次（談）了——除非有一天我去寫作（寫到媽媽）。《新周刊》：電影裏，媽媽想給她的丈夫，或者說給這個家族生一個兒子，並爲這個執念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電影中的你——也就是“小鹹”——和四個妹妹，也要面對失去母親的遙遙無期的孤獨。你當時是怎麽理解這個事情的？有過怨恨嗎？
李冬梅：我覺得挺複雜的。當時，我是認同她的。一個12歲的女孩，把自己身邊的事情合理化，其實是在進行自我保護；我覺得媽媽想生個兒子，也是在進行自我保護。所以，我小時候覺得那是正常的，沒有辦法反駁她。我可能更多的是疑惑：爲什麽一定要生一個兒子？難道是我不好嗎？我甚至恨自己怎麽不是個兒子。
後來，媽媽因爲生妹妹去世，我更多的是怪罪當時的醫療制度。媽媽到鎮上的衛生院的時候，已經在路上流血流了幾個小時。擡我媽媽過來的人都是青壯年，他們爲了救我媽媽的命，要盡快趕到醫院，跑得很快。爺爺走得慢，跟在後面。爺爺那天晚上還得到處去借錢。
沒有媽媽之後的一家人。（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最後的情況大概是，醫生不給開藥，因爲錢還沒到。大概等了半個小時，醫生就這樣看著她在那兒凝血，奄奄一息，等爺爺把錢拿來，才開了藥給她輸液。
我有很多年都沒法忘掉這件事，每次經過那裏都特別難過。現在那個地方不是衛生院了，變成了一個賣糧食種子的公司。現實中我媽媽去醫院的過程，電影中沒有拍，因爲那太殘酷了。
《新周刊》：後來，你從這樣一個環境中走出來，走向社會，接觸了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之後，知道一個女性應該怎樣爲了自己而生活。回過頭來再看媽媽的選擇，你有什麽想說的？李冬梅：我媽媽是一個傳統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我爸爸比較自我，家裏三代單傳，其他都是姊妹，他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我媽媽是服務型的性格。很多年來，我都覺得她挺可憐的。挺心疼她，可能也有一些埋怨她的軟弱，但她終究還是我的媽媽。
電影中的媽媽和奶奶。（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拍完這部電影，
不再“思考”媽媽
《新周刊》：聽了你說的，我感覺現實本身帶給我的觸動更大，電影更像是提供了一個時空，把觀衆的情感都網起來。拍這樣一部電影，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會不會有點像“自殘”？可能需要巨大的內心力量，去瓦解過去那些悲痛的情緒。李冬梅：是這樣的。我說過，拍這部電影是爲了自愈，所以不用替我擔心。 我把對真理的追尋，當成我的人生裏非常重要的課題。我要尋找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理，是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存在。我們這個物種，有時候那麽幽微、那麽脆弱，在某些方面那麽地不堪一擊。我就是比較好奇這些東西。
童年時期的天真。（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你怎樣看待母親節這個節日？包括《媽媽》的宣傳，也放在母親節這樣一個節點上。李冬梅：所謂節日，包括讓《媽媽》在母親節前上映，其實都是出于策略。如果我拍的是一部題材更大的電影，比如父親在整個過程中的經常性缺席，以及他作爲一個人所承擔的部分，包括母親去世後他的人生走向，那就是另一個故事，可能放到父親節更容易被人記住。對我來說，並不一定只有母親節才會想起媽媽。我們每天都可以想念我們的媽媽，沒太必要（在母親節）被單拎出來。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宣傳海報。（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媽媽》有一條宣傳語：“成爲母親，本身就是一件偉大的事。”你怎麽理解“偉大”？你覺得媽媽是偉大的嗎？李冬梅：很多人會覺得母親的偉大跟生育有關，但我覺得，生育與偉不偉大沒有什麽關系。有可能，你不是想成爲一個偉大的母親才選擇生育的，是你自己內心需要成爲一個母親、你想成爲一個母親，或者是你覺得這個家庭需要你生個孩子。
從生理上講，母親要付出的肯定是特別多的。單從身體的角度來看，女性完成這樣一個艱難的甚至伴隨著生命危險的過程，那種“求生”的意志，肯定值得被贊頌。但是，我不覺得母愛是一種特別值得拿去和別的愛做比較，並且大加贊頌的愛。
母愛不一定是血緣上的。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爲“母性”。有些養父養母對孩子充滿了比生父生母更多的情感，完全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也會産生高于這種血緣關系的情感。你不覺得這樣更偉大嗎？
所以，我們不用太神聖化這些東西。我紀念媽媽，就是因爲我很想她。我去紀念一個陌生的人，一樣能産生深遠的意義。從本質上講，愛和偉大，都不局限于親緣關系。我希望的是，作爲人，我們還是要盡可能開闊地生活，開闊地去愛。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角色海報。（圖/《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新周刊》：你這麽說我就懂了，《媽媽》當中，似乎有一種對親緣關系的審視。你真正想探尋的是，人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兒。突然想到一個標題——“拍完這部電影，我不想再‘思考’媽媽”。“思考”和“想念”是兩碼事。李冬梅：明白，思考讓人變得局限。我最近腦子裏都是抽象的東西，而我不是很喜歡抽象的生活。還是去過具體的生活吧，媽媽應該也希望我活得輕松點。
李冬梅。（圖/被訪者提供）
· END ·
作者丨段志飛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