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一部類似《黃雀在後》這樣的犯罪懸疑片是比較冒險的，在詭計的設計上，很容易把自己陷進去。觀衆也知道案件真相肯定不是最初展現的那樣。而碎片化鏡頭的剪切的確是讓懸念感拉滿，但講述方式讓故事的複雜性變得可觀的同時，主創也給自己設了陷阱。

先說一個優點，爲了影片的反轉力度，把本來涉案的兒子放到最後，從劇作層面來說沒什麽問題，作爲大方向上的設置肯定是可行的，能出效果的，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父母，特別是母親，也爲了保護兒子犯下命案，兒子卻並不知情。這樣一個故事結構聽上去多少有點兒意思。

另外在人物關系上，除了兒子犯下的命案之外，其核心案件是這個爲兒子犯罪的母親。她因遭遇勒索殺害了另一個想要回兒子撫養權的母親。這種設定，如果拍好，其實能成爲一個加分項，但最大的問題出在遺失的手機上。

此前，懸疑的密度很集中，涉案的懸疑人都一個個出現。到了最關鍵的疑點和揭秘時刻，竟然是在手機裏。可以想見，在懸疑罪案的創作過程中，主創在鋪陳各種詭計和撒網的同時，那個如何反轉的時刻，是最考驗人的。

這是很多創作推理懸疑故事的人會遇到的終極難題。爲了能夠精彩地完成預期的效果，具體來說就是能夠成功地讓男孩合理地浮出水面，只能是讓他出現在被害者關秀英當初拍攝的手機視頻裏，這樣一來，所謂的“黃雀在後”人設也才能立住。

而尋找手機的方式則變得有些輕易，回到案發現場就順利地找到了手機，好像它就等著有人過來找。也明白主創是迫不及待地讓警察在手機裏看到曉童的出現。不得不說，在那個場景裏，把母親肖雅珍逐漸轉變成曉童模樣的手法，其效果和力度的確是有沖擊力的，但在實現這個情節上做的設計顯得過于倉促和突然了。

當真相擺在眼前，我們將整個劇本濃縮成故事梗概的時候，很多問題也就被隱藏起來。換句話說，鋪陳劇本時，就會發現實現預想中的劇情，特別是懸疑故事，要比想象的難很多。當然，要說爛片，倒不至于，能看出主創打造這個故事作出的各種努力，只是越努力，越偏離方向。

而在極力推進故事的同時，我們發現馮紹峰飾演的袁文山隊長和手下何遠，就是在一直探案和查找真相。作爲警察的一方，特別是袁文山，沒有什麽相關的前史和與主線共情銜接的部分，其工具人的屬性更強一些。以及，馮紹峰幾乎全程的表演都很雷同，特別是在審問和面對那些嫌疑人的時候。

細節層面不一一舉例，每個觀衆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說一個地方，很多犯罪詭計裏都有類似制造假象和煙霧彈的情節，但不能太刻意或者讓人覺得勉強。比如爲了讓同事們見證鄭衛的出軌，就要故意安排一場”捉奸“戲碼，在合理性和情感層面，也是如同剛才尋找手機一樣的草率。

雖然像《誤殺瞞天記》這樣的高分電影作品，也有故意制造證人的手段，但這是以合理性作爲前提的，這也是在完成懸疑故事的同時，能令觀衆感到信服的原因。雖然那些情節往往在現實中不太可能發生，但都是有邏輯基礎的，不能急于求成地硬來。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本片的情感濃度，包括本身具有的人情世故。比如曉童是爲了報複傷害自己父母的惡人而造成誤殺事件。父母也因爲保護兒子，在感情破裂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修複了感情。曉童也是理智地返回來自首，這其中都包含著深厚的情感。

這些情節的設置，本來是爲了打動觀衆的，但由于之前的詭計和埋下懸念的方式並不得當，讓最後的情感沖擊打了折扣。最終讓更多觀衆記住的只是爲了保護兒子而犧牲自己的母親，這個過程令他們五味雜陳。這樣說來，一個主打懸疑犯罪類型的電影，恰恰輸在了懸疑層面的設置上，讓它看上去像是被剪得支離破碎，有些無處安放的，關于親情的“家庭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