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國記者斯諾在闊別中國25年後再次來到中國，見到了許久不見的毛主席。在會談中，斯諾想起一位曾經護送他到延安的“王牧師”，便向毛主席提出見一面，

然而，無論他怎麽描述，毛主席茫然不知“王牧師”是何許人也，最終還是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查清“王牧師”的身份。

董健吾

當弄清楚“王牧師”是誰後，毛主席恍然大悟：“此人曾擔任過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護送過斯諾，還是撫養過我的三個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卻悄悄隱匿了起來，而我們這些熟人，他誰也不來找，真是個怪人！”

毛主席口中所說的“怪人”就是被稱爲“紅色牧師”的董健吾。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做過官、經過商，在上海頗有威望。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從小便在教會裏讀書，大學時期考入聖約翰大學後專攻神學。

董健吾

畢業後，董健吾又去神學院進修了兩年，成爲了一名真正的牧師。

雖爲牧師，但董健吾心系國家大事。“五卅慘案”發生後，他非常憤怒，帶頭扯下了聖約翰大學的美國國旗，升起了中國國旗。可這一舉動也惹怒了本來非常賞識他的美籍校長，兩人決裂後，他就被開除學籍，趕出了學校。

離開學校後，董健吾卻並不灰心，繼續到上海聖彼得堂擔任住持牧師。董健吾不知道的是，他的行爲全部被同學浦化人看在眼裏。

馮玉祥

浦化人曾在馮玉祥部隊當過隨軍牧師，此時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十分欣賞董健吾這種俠義之心，便將其推薦到了馮玉祥部隊。

馮玉祥會見了董健吾，促膝長談後彼此感到十分相契。馮玉祥大喜，立馬就敲定董健吾擔任自己的秘書。

不久又將他升爲秘書處主任，同時還請他教授自己夫人和孩子學習英語，可知馮玉祥對董健吾的信任。

董健吾

然而在1927年，蔣介石突然叛變革命，還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殺。軍隊中對共産黨人十分不友好，這讓董健吾十分反感。

有一次，董健吾發牢騷：“真是豈有此理，我要是共産黨員就好了。”這句話正好被浦化人聽到，浦化人十分高興，決定向董健吾透露自己的身份，並發展其入黨。

1928年，經過認真地談話，由浦化人作介紹人，董健吾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這年年中，白色恐怖蔓延全國，浦化人身份暴露只好化裝離開，董健吾因沒有暴露則繼續留在馮玉祥部隊。

但不久，爲了加強對馮玉祥的控制，南京方面派出人手探入馮部，還想要收買董健吾。董健吾不想與那些小人同流合汙，厲聲拒絕。

馮玉祥爲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議他提早離開，並爲他設宴餞行。席間，談到董健吾的爲人，馮玉祥感慨地說：“你可真是個怪牧師。”

馮玉祥

從馮部離開後，董健吾又回到了上海，利用牧師身份，他開始爲上海的地下組織獲取情報。

1930年，陳赓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找到董健吾，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開一個幼稚園，專門收養烈士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的子女。

收到命令後，董健吾立刻操辦起來，各項手續倒不是最難辦的，最困難的其實開辦幼稚園的經費。當時互濟會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還要由董健吾自己想辦法解決。

董健吾（右）

爲了能夠盡快開張，董健吾連夜趕回老家，毅然將祖上給他留下的幾十畝地全部賣掉，用賣得的錢租了戈登路武甯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創辦了大同幼稚園。

就在幼稚園創辦不久後，三個8歲、7歲和3歲的小男孩由組織的人從湖南帶到了上海，他們就是毛主席的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

在大同幼稚園這塊不大的天地，給了無數烈士子女一個溫暖的家。只可惜，這平靜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由于叛徒的出賣，上海地下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大同幼稚園也沒能幸免。

1931年，特務來到了大同幼稚園一通搜索，只有4歲的毛岸龍受到驚嚇，當天晚上就發起了高燒。等保育員發現送醫院後已經來不及了，毛岸龍就這樣丟掉了性命。

在這之後，特務來大同幼稚園盤查的次數越來越多，甚至有一位保育員憑空消失，董健吾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經過分析後，他意識到幼稚園可能已經暴露，必須在敵人動手前解散幼稚園。

關于幼稚園孩子們的安排，若有家人的就讓家人接走，沒有家人的就由黨組織統一妥善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無家可歸，黨組織便決定讓董健吾收養。

毛岸英和兩個弟弟

董健吾的丈母娘對這兩個陌生孩子的到來十分不悅，時常有怨言。浦化人常常到董健吾家中，

看到這種情況很爲兩個孩子著急，再加上他認爲董健吾的家離法國巡捕房太近，就多次建議將毛岸英兄弟倆換到別處居住。

董健吾沒有辦法，只好將兄弟倆送到自己前妻黃慧英處。

一開始，黨組織每月供給董健吾30元，領到薪水後，董健吾也常常補貼一些給黃慧英，日子還算過得去。但後來董健吾失去了固定收入，黃慧英沒有生活來源，只能自己攬一些縫縫補補的活，讓孩子們糊紙盒紮紙花掙錢。

由于外面動亂不堪，黃慧英心驚肉跳，性情也暴躁起來，時常對毛岸英兄弟倆臉色看。一日，毛岸青又挨了打，毛岸英看到後，一氣之下帶著弟弟離家出走了。

在上海街頭，毛岸英兄弟倆到處流浪，就像《三毛流浪記》中三毛的樣子，除了偷盜之外，他們幾乎都遭遇過。

毛岸英兄弟倆出走後，董健吾便立刻展開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直到1936年夏天，在黨組織的幫助下，在一處破廟中找到了他們。

此時兄弟倆衣衫褴褛，餓得骨瘦如柴，弟弟毛岸青因頭部受挫，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董健吾得悉後非常自責。

就在這時，由陝北到上海赴任的馮雪峰表示可以把毛岸英兄弟倆送到蘇聯去，董健吾深感同意。因此，借著與張學良會面的時機，他提出將三個孩子送到蘇聯的請求。

張學良

張學良很爽快地答應了，也沒有追問三個孩子的來曆，而直到幾十年後他才得知三個孩子中有兩個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1936年6月，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壽琪，在李杜將軍的安排下踏上了去往蘇聯的路。

十余年後，毛岸青依然記得董健吾當初的恩情，他在寫給董壽琪的信中說道：“在白色恐怖的傷害，在我們最苦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關照，我和岸英至今難忘。”

在將毛岸英兄弟送走後，董健吾還受宋慶齡的指示將美國記者斯諾送到了解放軍，後來又擔任過西安事變中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

無疑，董健吾對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人民的功臣，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卻在解放後悄然無聲地退出了大衆的眼線，就連毛主席都評價他：“真是個怪人。”

其實，董健吾在1949年時曾寫信給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但由于一些原因，潘漢年並沒有收到。之後，董健吾便向人學了一些推拿技術，從此以私人推拿醫術爲生。

1961年初，陳赓大將找到了董健吾，董健吾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