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曆史上極具影響的曆史事件，標志著明朝開始由盛轉衰。

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爲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

土木堡事變發生後，內閣作爲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在後期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

究竟是爲什麽發生如此巨大的轉折呢？

土木之變發生之前，內閣地位日益提高。

正統初年，實行了專門由內閣批閱奏章的制度，意味內閣可以代皇帝擬定決策。內閣獲得票擬權，在法定地位上明顯高于其他部門。

原先內閣只能與皇帝進行議政，現在可以與六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門開會。

內閣從一個皇帝的輔政機構，擴展到能夠指導多個部門的中樞機構。

與內閣權力的擴大相應，三楊的個人地位也得到提升。他們先後獲得“三孤”的尊稱，成爲皇太子的老師。

三楊的威望和地位提高，更加鞏固了內閣在朝中的核心地位。

盡管內閣的權力還受制于皇權，但在這一時期，它已經成爲明朝政治核心。

內閣地位的提高，暫時穩定了明初以來中央集權後出現的朝綱渙散的局面。

但隨著王振的專權，內閣逐漸被邊緣化。

王振原爲內府出身，後掌控司禮監，深得英宗寵信。

英宗不僅稱他爲“先生”，還破例讓他與外臣同席。

王振借助皇權支持，權力越來越大，公然違反祖訓，把自己比作“翁父”。

面對王振的專權，內閣卻無能爲力，只能任由其放肆。

正統初期，太皇太後尚在，三楊執政，內閣還有些許優勢。

但太皇太後去世後，王振更加猖獗，內閣已無力制衡。

在王振面前，內閣只能退居次位，任其擅政。

正統五年，內閣曾擴充人員，但新進閣臣，如苗衷等，均不如三楊之能。

正統七年太皇太後去世後，三楊失去靠山。

正統九年楊士奇去世， 正統十年楊溥被架空。

三楊一去，新閣臣非王振之敵，內閣元氣大傷。

後進閣臣雖名爲輔政，實則權力缺乏。

在沒有三楊的情況下，內閣已難制衡王振的權力。

至此，內閣成爲空殼，只是名義上的輔政機構，王振成爲真正的朝中掌權者。

內閣淪爲王振手中的傀儡，已難再發揮應有的作用。

土木堡事變後，王振喪命，但內閣的地位並沒有有效提升。

事實上，內閣在許多重大事件中消極懦弱，被迫退避。

面對瓦剌入侵，內閣沒有提出有效對策，在討論南遷問題時更是隱退不言。

在保衛戰中，內閣一直處于被動狀態，不能主動作爲，也無力調動部隊軍民。

而于謙取代了內閣該有的義務。

如在南遷問題上，于謙當機立斷地反對並駁斥此議，擁立景泰帝也都是于謙在奏疏中提出。

這些關乎國家存亡的大事，本應由內閣協助決定，但內閣都沒有起到作用，全部是于謙定奪。

內閣的弱化也成爲這一時期明朝中央集權下的一大危機。

景泰時，內閣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景泰帝優禮于謙而輕視內閣，比如景泰曾親自爲于謙取汁賜食，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景泰在一場儀式上，故意令內閣大臣撿拾地上的金銀，以示輕賤。

顯然，于謙已取代內閣，成爲景泰倚重的心腹之臣，內閣在景泰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此時，有識之士不再視入閣爲榮，反倒認爲入閣無益前程。

俞綱和江淵先後被提拔入閣，但都堅決推辭，甯可去邊遠地方任職，也不願入閣爲政。

他們認爲，相較于衰微的內閣，實際掌握大權的兵部更有前景。

破罐子破摔，內閣的操守也發生變化，開始與內臣建立私人關系。

一些閣臣是由內臣舉薦進入的，還與內臣交好成爲“兄弟”。

內閣的政治中立性遭到破壞，已難再獨立運作。

內閣作爲輔助皇帝的核心部門已名存實亡，轉而成爲皇權和內臣勢力博弈的工具。

其衰落預示著明朝中央集權機構的全面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