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尚書看，全書共分爲四篇，分別爲虞書（其中包括堯典、舜典）、夏書、商書、周書，因此中國第一王朝是虞朝，距今4100年以上，而不是史記中的禹夏。

除了尚書，先秦之際多有“虞夏商周”的表述，即將虞朝與夏商周並列論述，比如《國語》記載“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等。

如此種種，無不表明虞朝才是中國第一王朝！但問題是，史記不談虞朝，近代以來西方更是否定夏朝，否定尚書對虞夏記載的可信度等，那麽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對此，近些年的考古取得重大發現，印證了又一曆史。

上世紀80年代左右，在山西臨汾襄汾，考古發現“陶寺遺址”，距今4300—3900年。該遺址普遍被稱爲“堯都平陽”、“最早的中國”等，是一個沒有爭議的、禮樂制度相當完備的王權都城。但近年來新的考古發現，比如以下三點，讓人可以看到一個比夏朝更早的王朝。

首先，在山西臨汾、襄汾、侯馬、曲沃、翼城、绛縣等，發現陶寺類型的遺址75處，規模多在10萬平方米以上，其中陶寺遺址已達300萬平方米，是毋庸置疑的都城。因此，陶寺王權統治範圍很廣，且下轄多個城邑！

其次，位于臨汾侯馬市到陶寺遺址的途中，考古發現只有千平的“周莊遺址”。該遺址非常奇特，就是不具備生産功能，但垃圾坑裏出土的做飯器具卻特別多！學者何驽推測應是“驿站”，負責迎來送往，流動人口很多，常住人口很少。

因此，周莊遺址應是中國迄今考古發現的第一驿站，背後說明陶寺王權不僅已有中央與地方關系，而且說明當時中央與地方往來頻繁。

第三，前幾年調查發現，以陶寺遺址爲中心，汾河以東、塔兒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裏範圍內，南北存在兩大遺址群對陶寺遺址形成了拱衛之勢，其中周家莊遺址聚落主體近300萬平方米。更重要的是，遺址群中的超大型遺址（猶如如今省城），並非逐漸壯大的，而是一出現就是超大型的中心聚落。

因此，陶寺王權的京畿地區力量非常強大，且有著明確的規劃。周禮記載“九服之邦國，方千裏曰王畿”等，陶寺王權印證了這一記載。那麽，如此強大的一個中心王權，外圍焉能沒有大量臣服或依附的部落或諸侯國？

更爲重要的是，陶寺遺址還出土了一把圭尺，可以證明當時已有“中央之國”——中國的概念，結合上述考古發現，陶寺王權自然就是統禦多個諸侯或部落的王朝。

2002年，在陶寺遺址王族墓地中，出土了一把“木胎漆繪圭尺”，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從頭端到此刻度39.9厘米。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何驽指出：按照一尺25厘米計算，39.9厘米的長度，說明第11格刻度的長度近乎1.6尺。

巧的是，中國古代對“地中”的標准，是以夏至正午日影長度衡量，周禮記載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周髀算經記載是“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清華簡中有上甲微“測影追中”，將之定在了一尺五寸的嵩山。可見，商族先公上甲微之前，地中標准是“一尺六寸”，而這恰好符合陶寺遺址的影長。

因此，陶寺出土的這把圭尺，上面特別的第11格刻度，不是無緣無故的突出，背後代表陶寺王權認爲自己身處“地之中央”。由于陶寺早已進入國家階段，而當“地中”與“國家”結合，就必然産生“中國”——“中央之國”的概念！

既然陶寺王權已是“中國”，那麽以上述考古發現來看，必然不可能只控制陶寺遺址與周圍兩座遺址群，勢力或影響力必然還會向外擴展，由此就會形成一個以陶寺王權爲核心的持續數百年的王朝。以史書記載來看，極有可能就是虞朝。

關于本文話題，還有三點值得一談：

首先，陶寺遺址展現的王朝，到底是不是史書中的虞朝，還不能武斷的下結論，但可以看到的是，夏朝不是中國第一個王朝。

其次，陶寺遺址中晚期出現重大變故，政權被外來勢力顛覆，而這一段時期，恰好是帝舜與夏禹交替時代，政局處于動蕩之中。

第三，盡管陶寺遺址還存在諸多謎團，但卻又暗合尚書等對這一時期的記載，因此西方否定尚書與堯舜禹夏曆史顯然過于武斷。

參考資料：《何努——在陶寺遺址中尋找堯舜》、《周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