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是毛主席的次子，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總參謀部工作，由于年輕時心理和身體都曾遭到過巨大創傷，晚年的毛岸青體弱多病，爲了防止病情複發，他減少了外出活動的次數。

即便十分謹慎，2007年三月份，毛岸青的身體還是發生了異常。一天夜裏，毛岸青突然感到胸悶，呼吸困難，他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對妻子邵華說：“快帶我去醫院。”

邵華立刻撥打了120，把毛岸青接到了附近的醫院。總參謀部很快得知了毛岸青病重的消息，于是把這件事上報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消息後十分重視，經過商討，認爲：“毛岸青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理應享受到副總理級醫療待遇。”這個待遇也是對毛岸青一生所作的貢獻的一種肯定。

隨後，毛岸青被轉往了解放軍301醫院接受治療，可惜的是，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未能挺過這一劫，于23日在北京離世。

毛岸青的追悼會于4月2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前來悼念的群衆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數千人到現場爲其送別。現場非常擁擠，有十多名官兵在維護現場秩序。不少民衆的情緒都非常的悲痛和激動，也有不少民衆專門寫來了詩歌進行緬懷。

毛岸青是毛主席與楊開慧的第二個兒子，1923年出生于板倉。由于毛主席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毛岸青從出生開始，對父親並沒有太多的印象。

楊開慧爲了支持毛主席的革命工作，在家鄉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年幼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基本都是由外婆向振熙撫養。

毛岸青滿月時，正趕上國共第一次合作，毛主席被組織派往了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臨走前，毛主席不舍的親吻著襁褓中的毛岸青。

大革命期間，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忙，一家人相聚的機會很少。當時毛主席回家的次數用一只手就能數的過來，他內心對妻兒充滿了愧疚。

但楊開慧深知丈夫從事的事業有多麽偉大，每次離別時，她都會對毛主席說：“放心去吧，家裏有我。”

1927年，楊開慧又爲毛主席生下了第三個兒子——毛岸龍，毛岸龍出生僅八天，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革命的前途一片渺茫。毛主席即將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臨走之前，他特意回到了板倉看望妻兒。

爲了躲避敵人的跟蹤，毛主席借助黑夜的掩護回到了家中。看著三個孩子還在熟睡中，他沒忍心將其叫醒。夫妻二人非常清楚，在這種複雜的局勢下，此一別很有可能就是永別。

1930年，楊開慧與毛岸英不幸被“清鄉隊”逮捕，毛岸青，毛岸龍因爲住在外婆家，僥幸逃過一劫。

湖南軍閥何健對紅軍恨之入骨，爲了打擊紅軍的士氣，他在楊開慧的身上大做文章。

“只要你公開發表聲明，退出共産黨，並與毛澤東斷絕夫妻關系，我可以考慮留你一命。”

面對何健的軟硬兼施，楊開慧只留下了一句話：“吾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之後慷慨赴死。

爲了保釋毛岸英，向振熙動用了丈夫楊昌濟生前的所有人脈，最終才讓毛岸英恢複了自由。

當時毛岸青七歲，毛岸龍三歲，毛岸英承擔起了做哥哥的責任，給予了兩個弟弟像家長一樣的照顧。

毛岸青經常問哥哥：“媽媽怎麽沒和你一塊出來？”每當毛岸青提到媽媽，毛岸英總會鼻子一酸，然後轉過身去，防止弟弟看到自己眼角的淚水：“媽媽也被放出來了，但是她有很重要的任務，被派往了其他地方。”

直到兄弟三人到了上海後，毛岸英才告訴弟弟真相：“我們的母親已經爲了革命犧牲了，就在我被釋放之前。媽媽臨終前對我說，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聽到這個消息後，毛岸青嚎啕大哭，母親的犧牲是毛岸青童年階段第一個悲痛的記憶。但是，老天對他的磨砺並沒有結束，他的悲慘童年剛剛開始。

楊開慧犧牲後，組織意識到板倉已經不再安全，一直從事地下工作的毛澤民給向振熙寫信，希望她能夠將孩子送到上海。

收到信後，向振熙與兒媳李崇德假扮母女，帶著三個孩子以走親戚的名義前往了上海。到了上海後，三兄弟被寄養在了地下黨創辦的大同幼稚園。

因爲工作需要，毛澤民返回了中央蘇區，臨終前把三個孩子托付給了地下黨員董健吾。

由于經費短缺，大同幼稚園的條件極差，毛岸龍年紀太小，抵抗力差，不幸染上了風寒。

毛岸英和毛岸青焦急萬分，董健吾把毛岸龍送到了一所外資醫院，醫生看到奄奄一息的毛岸龍後搖了搖頭：“准備後事吧。”

毛岸青苦苦央求醫生，不要放棄自己的弟弟，但醫生對此也無能爲力。兄弟二人眼睜睜的看著弟弟離開了人世。

三弟的離世對毛岸青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他開始變得沉默寡言，不愛與人交流，哥哥毛岸英成爲了他唯一的依靠。

1931年，中央特科的骨幹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幾乎被連根拔起。董健吾被迫離開了上海，大同幼稚園也隨之關閉。

董健吾臨走時把毛岸英、毛岸青托付給了前妻黃慧光。但是，黃慧光對兄弟二人的態度非常惡劣，每天只管他們一頓飯，而且還逼迫二人外出打工，當時他們的年齡還未滿十歲。

兄弟二人在家裏的地位極低，不僅要承擔家中的所有家務，偶爾還會遭到黃慧光親生兒子的白眼。

一天晚上，毛岸青沒能生好爐子，黃慧光拿起通爐子的鐵杵狠狠的朝毛岸青的頭部砸去：“要你們兩個吃白飯的有什麽用！”

毛岸青的鼻子、耳朵當場流出了鮮血，毛岸英與黃慧光理論，也遭到了侮辱。當天晚上，毛岸英便帶著毛岸青離開了這個家，從此開始了五年的流浪生活。黃慧光的這次毆打損傷了毛岸青的腦組織，給他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兄弟二人在上海流浪的日子非常淒涼，毛岸英帶著毛岸青翻遍了大街小巷的每一個垃圾桶，兩人靠著撿垃圾勉強度日。如果幸運，個別商戶會施舍給他們一些剩飯，但他們依然饑一頓飽一頓。

毛岸青晚年時回憶那段經曆時依然感慨萬分：“我和哥哥除了沒偷過別人東西，沒有給富人當幹兒子，基本上所有髒活累活都幹過。”

後來兄弟二人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相對體面的工作——賣報紙。但是，毛岸青有一次不慎收到了一張假幣，因此遭到了報社老板的痛罵，逼迫他把錢找回來，否則就沒工錢。

毛岸青能清楚的回憶起這張假幣來自于一個洋人之手，但在人來人往的上海尋找一個洋人，無異于大海撈針，毛岸青在街頭漫無目的的徘徊，由于氣憤至極，他隨手撿起了一顆石子，在電線杆上寫下了“打倒洋人”四個字。

這一幕正好被一名外國巡警看見，巡警拿出警棍對毛岸青一頓毒打。毛岸英見狀死死的抱住巡警的腿，但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怎麽可能阻擋的了一個成年人，毛岸英也被踢中腹部，痛苦的倒在了地上。

這次遭遇進一步加深了毛岸青腦組織的傷勢，毛岸青的後半生一直被腦部疾病所困擾。

1936年，地下黨員在上海街頭發現了衣衫褴褛的兄弟二人。得知毛主席的後代被找到之後，董健吾前往了上海，當他看到骨瘦如柴的兄弟倆時，心疼的流下了淚水。

董健吾和張學良有一定的交情，當時他經常在西安與上海之間奔波，暗中促成東北軍與我黨的和談。

自“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全境淪喪，作爲一名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張學良一直都想率兵北上抗日，收複故土。

但蔣介石一直逼迫他盡快“剿滅”陝北的紅軍，此舉也是想消耗東北軍的實力，以便日後更好的控制他，張學良對蔣介石此舉非常反感。

有一次，董健吾即將返回上海，臨走前張學良設宴爲其餞行。張學良與趙一荻對文玩字畫十分感興趣，董健吾曾送給他們一套宋代彩瓷。爲了報答董健吾，張學良問：“你有什麽要求，只管提。”

董健吾說：“如果副座能夠停止內戰，與我黨共同抗日，我願足以。”

張學良又問：“這個也是我的願望，我指的是個人方面的要求。”

董健吾沉思了一會說道：“我有三個孩子，一個是我的兒子，另外兩個是我革命戰友的孩子，副座能否幫我把他們送到蘇聯讀書，以備日後爲國效力？”

“這個好辦，到了上海後找一個叫李杜的人，他是我的老部下，他能幫你這個忙。”

九一八事變後，李杜經常秘密回到東北組織抗日活動，在日本人的圍剿下，李杜的遊擊隊損失慘重，殘部撤往了蘇聯境內，當時李杜正要前往蘇聯歸攏舊部。

爲了幫董健吾引薦李杜，張學良親自來到了上海，三人在一個咖啡館見了面。得知兩個孩子是革命者的後代，李杜非常爽快的答應了下來。

張學良還拿出了一張十萬法郎的支票交給了董健吾：“這筆錢你拿著，留著作爲三個孩子去蘇聯留學的學費。”

晚上，董健吾幫毛岸英和毛岸青收拾好了行李，然後悄悄的把他們送到了李杜的家中。第二天淩晨，張學良特意用自己的專車將他們送到了機場。至此，兄弟二人結束了艱難的生活。

1936年，毛岸英與毛岸青途徑法國，抵達了莫斯科。在李杜的幫助下，他們進入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學習。

兄弟二人成績優異，很快便熟練掌握了俄語。蘇德戰爭爆發後，毛岸英成爲了蘇聯紅軍的一名上尉，毛岸青則考入了東方大學語言學院，開始鑽研俄文版的馬列著作。

1947年，毛岸青與賀子珍、李敏返回了中國，由于國內局勢尚不明朗，他們只能暫時居住在哈爾濱。在李富春、蔡暢夫婦的介紹下，毛岸青成爲了一名共産黨員。

值得一提的是，毛岸青回到中國後，一直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依然使用“楊永壽”這一化名。

爲了適應國內的生活，他在賀子珍的建議下進入了某農場勞動，並參與了當地的土改。

在農場期間，毛岸青還創辦了農民夜校，白天他們農民們揮灑汗水，晚上借助煤油燈教農民們讀書識字。農民們對他的評價很高：“楊教員不愧是蘇聯回來的知識分子，話不多，一點架子都沒有。”

由于在蘇聯生活多年，毛岸青精通俄語，很快他便被調到了中央宣傳部，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

進入中宣部後，毛岸青依然保持著多做少說的特點，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翻譯室度過。

在他的努力下，翻譯了許多馬列著作，比如《列甯選集》、《斯大林全集》、《批評與自我批評》、《民族問題與列甯主義》等。

妻子邵華回憶：“結婚之後，有一次我去圖書館查閱資料，我驚奇的發現，許多俄文資料都是由他（毛岸青）翻譯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岸青被羅瑞卿安排進了軍事科學院工作，毛岸青的研究對象基本以毛主席爲主，他曾寫過很多文章，讓黨史研究員們更加深刻的了解偉人的一生。

退休後的毛岸青與妻子邵華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他們很少出現在公衆的視線之中，卻默默的關心著國家大事。

改革開放後，夫妻二人重走長征路，當他們目睹西南山區百姓們的艱苦生活後，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積蓄支援貧困山區的建設，創辦了多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毛岸青的一生雖說不及毛岸英那般壯烈，但他始終在平凡的崗位上陌陌付出。童年遭受的苦難讓他懂得了革命勝利的來之不易，他配得上副總理級的醫療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