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華提出要趕走工作組。結果，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了多次反蒯鬥爭，蒯大富被開除團籍。7月18日，形勢急轉，毛澤東指示：“不要工作組，要革命師生自己來搞。”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來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很快，蒯大富成爲清華井岡山的頭目，人稱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幹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智擒王光美”。他們詐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院，然後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華大學召開了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彭真等人也被押來陪鬥。從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領導下，清華大學武鬥一直沒有停息，這就是著名的“清華百日大武鬥”。武鬥中死傷多人。

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宣傳制止武鬥。蒯大富決定以武力抵抗，不讓工人進校。造反派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隊襲擊，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傷。毛澤東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見五大學生“領袖”，點了蒯大富的名。會後，五大學生“領袖”回到學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甯夏青銅峽鋁廠當了一名電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和妻子來到了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爲總公司總工程師。據說後來又在深圳一家公司任職。

天派領袖韓愛晶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裏，韓愛晶寫了自己曆史上最肮髒的一筆。這個小型“審鬥會”審鬥的是功勳卓著的老帥彭德懷。當時彭總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老總，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

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總理“不准打、不准搞噴氣式、不准挂牌子、不准遊鬥、不准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老總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並寫“認罪書”，剛直不阿的彭老總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7次將彭老總打倒在地。使彭老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

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老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老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挂牌遊鬥，並再次毒打彭老總，連陪鬥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下，韓愛晶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綁架、迫害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人……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爲“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1年，韓愛晶被隔離審查。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86年刑滿釋放（從1971年隔離審查算起）留塘格木農場工作，任農場子弟學校教師。1987年回到湖南省株洲市原廠的技術情報室工作；後調至該廠駐廣東省深圳市辦事處；後入一國企參股公司擔任總經理。2003年韓愛晶內退，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

地派女傑譚厚蘭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爲“天派”、“地派”，譚厚蘭與王大賓結成“地派”。

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

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爲慘重的。

1968年7月28日淩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抛在一邊。

1968年10月，她作爲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于起訴的決定。

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地派頭目王大賓

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到那場席卷全國的“造反運動”中，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並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爲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

1968年毛主席關于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後，這位已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的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每月工資69元。

王大賓後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産的拳頭産品已出口中國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2019年6月26日病逝。

亂世狂女聶元梓

聶元梓因爲一張大字報，成爲“文革”風雲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衆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劃搶了三個“頭功”。

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等同志爲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

第二是誣陷朱老總。聶元梓召集手下幹將，炮制了《曆史的僞造者、反黨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文章，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

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小平同志的大字報，誣陷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9年11月，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

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獄。

1986年聶元梓獲得假釋。從監獄出來後，她長期居無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聶元素家，卻因種種原因，被二姐的女兒攆了出來，還將其告上了法庭。後來聶元梓住在北京電影學院旁邊的一個小區，這是杜潤生老先生幫他安排的（杜潤生，“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當時北京市長是王岐山同志，他是杜潤生的門生，便給聶元梓安排了這套房子。

從1999年起，聶元梓每月從街道辦事處領取600元生活費，晚年生活簡樸，患有多種疾病。2019年8月28日逝世。

（珍貴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