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邯鄲三少年殺人案被核准追訴，殺害13歲同學的三少年已經被刑事拘留。

法律再一次告訴人們，未成年不是犯罪的保護傘。

人們在震驚于少年殺人手段殘忍的同時，也不禁會問，三個原本應該天真爛漫的少年，是如何變成殺人犯的？

究竟是爲什麽，讓他們如此凶殘，如此不擇手段，如此冷血無情。

這則“少年殺人”的新聞，讓人忍不住想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老片。

這部電影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讓我想起許鞍華說過的那句話：“有些東西，寫不出來，才要拍成電影。”

故事改編自當年震驚台灣全島的史上首例青少年殺人案。

牯嶺街上，導演楊德昌的初中校友茅武連砍了自己女朋友7刀，致其死亡。

30年後，楊德昌則用了237分鍾呈現了一個少年對世界逐漸幻滅的過程。

單寫劇本就花了3年。

92個場景，數十位十三四歲的年輕演員，還有上百個角色關系糾結圖。

楊德昌也花了一年時間給一幫沒演過戲的男孩們封閉式訓練，就是爲了給我們一個真實的青春圖景。

有聲有色，觸手可及。

很多電影裏都會殺人。

只有在楊德昌的電影裏，那不是殺人，那是整個世界的崩毀。

他要你眼睜睜的看著，他用兩個多小時創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裏，灰飛煙滅。

那一霎那我什麽也沒做，只是捅了你一刀。

“原來你跟他們一樣，對我好就是想改變我。你好可笑啊，你以爲你是誰啊？我和這個世界一樣是不可改變的…”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其說是故事，倒不如說是故事裏的一個結果。

當牯嶺街的少年們成爲“殺人事件”的主人公時，他們亦經曆了一場徹底、徹骨的自戕。

少年們的青春戛然而止之後，成爲了焦點話題，也成爲了社會上一個隱秘而又刺眼的傷痕。

當然，整個故事最容易代入的，還是主角小四。

扮演“小四”的演員張震在家裏就被喚作小四 （楊德昌故意的） 。

小四一家隨軍從上海來到台灣。

父親是奉公守法的小公務員，母親在小學代課，沒有專任聘書，每年提心吊膽等著續約。

家裏共有五個孩子，負擔很重，衣食拮據。

小四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和一個小妹，那時的觀念還是“女兒終歸要嫁出去 ”，二哥已被退學。

可以說小四成了一家人的希望寄托。

小四平時成績優異，但在考取中學時，不知什麽原因國文的分數很低，只能到中學的夜間部讀書。

夜間部的學生大多不愛學習，結成小團體或是加入幫派，在混亂的環境中尋求安全感。

小四沉默寡言、性格內斂，在家裏很少和父母溝通，在學校裏有幾個朋友。

朋友愛折騰，組樂隊，跟著幫派混一混，但小四總是站在邊緣張望，很少參與其中。

他對周圍的一切似乎保持著審視的態度，在習慣的孤僻氛圍中待久了，不願輕易走出去。

或者說，小四對自己該如何面對世界還充滿疑惑，正用這種姿態慢慢尋找屬于自己的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小四還是一個有強烈原則性的人。

因外表老實，小四有時會被小混混欺負，但他毫不畏懼。

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一旦有人欺負到頭上，他絕不畏縮。

他總是據理力爭，比如一個小混混抄襲了他的試卷，老師們不管真相如何，一起懲罰了兩人。

小四對這樣的處理很不服氣，和老師爭吵，結果引來更重的懲罰。

在常人眼中，這明顯是不懂變通。

小四太老實，從不想著如何用更圓滑的方式處理問題，做事總是那麽直接，而在老師眼裏，這是叛逆和不識時務。

小四的這種性格特點和父親非常相似。

父親爲人耿直，不願借用公職與別人進行關系上的來往。

工作這麽多年，他的職位一直不高，沒什麽晉升。

朋友和妻子時常勸他，在當下變動不安的環境下，人要懂得變通，懂得互相幫助。

父親的原則性在成人世界中似乎更難堅持，時時遭遇兩難的困境。

比如他不願小四在夜間部讀書，不得不通過朋友的關系嘗試調動。

小四將這一切看在眼中，心底也焦慮著未來。

在這個年紀，小四憑著孤僻的性格，依靠著內心的強力，在自己和混亂的世界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保持著警惕的距離。

然而，這道線會隨著成長不斷模糊，個人生活終究和外部世界發生更深層次的觸碰。

很快，這個時刻降臨了，小明在小四的世界裏現身，兩人之間激起了朦胧的愛意。

對小四來說，這前所未有。

他孤獨的內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了夏日的陽光，曾經保持疏離關系的冷淡的世界，忽然變得明亮和溫暖。

“哪有什麽原則可言，想生存就要順應世界。”

小明和小四仿佛是兩個極端

可惜的是，小明似乎不是一個能爲小四帶來持久陽光的人。

她的性格、處事方式與小四差別太大，甚至是針鋒相對。

父親早逝，小明從小跟著母親艱苦生活。

她們沒自己的房子，母親到富足人家做傭人，她們就寄居在那裏。

母親一直念叨著將後半生寄托在唯一的女兒身上，這沉重的期待讓小明無力承受。

她寄人籬下，看人眼色，在這般年紀已懂得如何取悅和吸引別人，來尋找依靠。

在戀愛上，小明的這種心理非常明顯。

她和不同的人談戀愛，剛開始是和小公園幫派的頭目Honey，當Honey爲了她殺人潛逃後，她又和學校裏的小混混談戀愛。

她還和學校醫務室的小醫生有著若隱若離的交往。

後來，她又成功吸引小四的傾慕。

不能否認小明在談戀愛中確實動了真情。

她在Honey走後非常想念他，在片場中試鏡時也一直盯著房梁，期待小四的出現。

而這種交友方式讓很多人無法理解。

在外人看來，她在不同男人那裏獲得情感上的依托或是一定的物質資源。

小明對待感情的態度是矛盾的。

依附別人時，小明又看到他們似乎只是將自己視爲占有物，一旦自己有了大麻煩，男人們就避而遠之，無法給她長久的依靠。

小明不願這樣受人擺布，她想在關系中獲得一定的控制感，至少她能自由地對待感情，堅持自我，不爲別人做出刻意的改變。

長遠來看，這樣的小明很難和小四相處下去。

在小四的理想世界裏，一切都是有序的，從一而終的，即便現實殘酷，也必須直面，試著抵抗。

但對小明來說，以合適的方式來順應世界才是更輕松的、更安全的生活之道。

隨著了解的深入，小四對小明感到了失望。

但是小明用自己的溫柔暫時掩蓋了沖突。

然而，事情在一點點變糟。

“我就和這個世界一樣，是不會被你改變的。”

小四從生活的觀望中逐漸找到了精神支撐，明白自己該用什麽樣的方式面對世界。

首先，父親爲他立下了榜樣。

小四不服老師對抄試卷一事的處理，父親被叫到學校。

他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覺得學校的做法確實有失公允，沒有求情，反而替兒子爭辯起來。

在回家的路上，往日裏沉默的父子難得一見地敞開心扉，進行了嚴肅的交流。

父親教導小四，人不應該爲沒有犯下的錯誤而道歉，應該從讀書中找到自己做人的道理，並勇敢地相信它，堅持下去，人應該用自己的努力來決定未來。

同時，小四在與小公園幫派頭目Honey接觸後將之視爲精神偶像。

Honey從台南回來，看到女友小明正和小四談戀愛並沒有追究，他看出小四是老實人。

小四看到Honey身上閃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他爲人重情重義，遵守江湖規矩，討厭爲了利益而不講道義的人。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他眼中都是一本武俠小說，當他講述其中令其折服的情節時，Honey就是現代版的俠客形象。

正是這兩個人的精神感召，小四漸漸明確自己的人生態度，要堅守信念，即便困難重重也不能屈服和改變，必須行動，必須將之貫徹下去。

一切來得那麽迅速，走得也那麽突然。

Honey孤身和敵對幫派對峙，不料被對方用無恥的方式暗算而死。

父親則因政治瓜葛被軟禁審查，在身體和精神上被反複折磨。

被放出來後，他幾乎變了一個人，敏感多疑，畏畏縮縮。

小四和老師又發生沖突，父親再次被叫到學校。

這一次他沒了之前的強硬態度，低聲下氣地爲兒子求情，希望再給他一次機會。

小四看著這樣的場面，滿心的怒火奔湧而出，砸了辦公室的燈，毅然退學。

精神偶像的死去，父親形象的崩塌，小四對這個世界的美好想象完全轉移到愛情上，他希望能在自己和小明之間守護內心的希望。

退學後，他無法天天與小明相見，爲了給家人一個交代，他決定用功讀書考上日間部。

兩人不得不分離一段時間，在樹下分手後，兩人的感情走向了歧途。

小四在考試之後得知，小明在這段時間與自己的朋友小馬談起了戀愛。

小馬是司令的兒子，家境優渥，正好家中的傭人離開，小明就和母親搬到了小馬家中。

小四無法接受這一切，爲此和小馬絕交，並在校外持刀堵截他。

一天晚上，拿著短刀的小四被小明看到，兩人發生爭吵。

在小四眼中，小明的所作所爲遭人鄙夷，他在無形中將自己對世界的最後幻想強加到兩個人的關系之中。

他不願自己喜歡的人被別人看不起，以救世主的姿態，想將小明“拯救 ”出來。

而小明直指這種想法中的自私，她覺得小四眼中只有自己，他奢望這個世界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運轉，這是天真和幼稚的。

當小四聽到小明對自己堅信的一切表示嘲笑，他在激動中將刀子捅向小明......

再看一遍，你會發現，這場謀殺，只是冰山一角。

犯罪的沖動看似偶然，但犯罪的誘因，早已死死的嵌在整個環境。

請忽視少年，留意他們身邊的成人。

他們大多出沒在黑暗，神情疲憊。

即使大白天，也總低著頭，皺起的眉頭隱藏在煙霧中。

相比熱血騰騰的少年們，他們安靜得不像活物。

楊德昌在影片開頭4分鍾，就用30秒的黑屏白字提醒我們——

時代才是促成牯嶺街少年殺人案的根本原因。

牯嶺街上，爲何幫派橫行？

時局動蕩不安，個體惶惶終日。

從1949年到1987年， 是國民黨政府治下的“白色恐怖時期”。

被揭發有共産黨嫌疑，結果無辜被殺的人多達14萬。

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楊德昌用了大量的框架式構圖，門，窗，走廊，皆爲囚籠。

《牯嶺街》裏之所以大部分情節在夜間發生，就是因爲主角處于一個蒙昧不清的黑暗社會。

楊德昌曾說要將這部電影獻給父輩，“ 他們吃了許多苦頭使我們免于吃苦。”

但吃苦的父輩，真的讓子女免于吃苦嗎？恐怕只是在安慰父輩罷了。

移民二代的迷惘和焦慮，不遜于上一輩。

他們瘋狂沉迷于美國流行文化，組樂隊必唱貓王，靠打別人，被人打來劃分地盤。

所求的，不過是一點身份認同感。

小四殺人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因爲父親。父親曾是他的偶像。

第一次考試被記過，是因爲別人抄了他的試卷，父親在教務處大聲斥責老師：我把小孩交給你，是要教他成爲光明正大的人。

回家的路上，父親說的話還言猶在耳。

讀那麽多書，是要在裏面找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頭來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還有什麽意思啊？

可這樣的父親，最終被人誣陷跟共産黨有勾連，被抓進了警備總部軟禁起來。回來後整個人都變了。

再去學校，對主任唯唯諾諾，彎腰賠笑。

一場審查摧毀了父親的自尊，也坍塌了小四的信仰。

幾天後的夜晚，在他殺死小明的時候，罵的還是父親打孩子時高聲叫喊的話——不要臉，沒有出息啊！

青春片，紮根于時代大背景的沃土，方不顯輕薄。

在華語電影導演之中，楊德昌相當特殊。

他的特殊倒不在于他的文以載道，中國大部分優秀的或者說有想法的創作者都是如此，而在于他始終的理性，在于他追問到底的執著或者說幼稚。

中國的大部分導演，就如同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從子裏過分的早熟或者犬儒，讓他們的思想呈現出一種精致的老態。

他們天然地知道，真理是不存在的，道德是相對的，理想國是不可能到達的，所以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諒解，堅定不移地哀歎。

這樣的好處是，他們能夠體諒這個世界的複雜，人性的暧昧，不去苛責人，但壞處是他們過早地放棄了追尋答案的沖動，甚至是會養成一種隱性的懶惰，以悲天憫人的名義。

而這一點，正是楊德昌的好處。

相對于他其他那些傑出但稍顯幹燥的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難得地有著一種汁液豐沛的感覺。

他電影中那種有些人難以適應的說教腔，在這部電影無比豐富的細節的襯托之下，也顯得相當的自然。

與他其他電影中過于明顯的憤怒情緒相比，這部電影外表上看起來更加節制，內在也更加多元。

它既關于愛情，但又不止于愛情。它既關于成，但又不止于成。它既關于個體，但又不止于個體。它既關于整個社會結構，但又止于社會學分析。它既是一個人的毀損，也是一個時代黯淡的倒影。

也許是得益于這部電影取材于他少年時的真實生活，牯嶺街的每一處物，人物那些獨特的站姿，高中夜間部那顯得昏的燈光，那些從各處流淌出的美國六十年代音樂，無不滲透出一種楊德昌電影中少有的情懷。

那種傷感的無法釋懷的柔軟，更多的是一種對于已經逝去的傷感，一種對于即將崩壞的不忍，一種對于具體的人和物的愛，與楊德昌慣有的清澈、銳利相結合，讓電影有了一種獨特的質感。

這是一部沒有真正反派的電影，楊德昌尊重了每一個人的欲望並如實地表現出來。

它表現凶暴，但也表現凶暴的來源；它表現人性惡的一面，但並不否定它善的那一面。

正如它呈現小四理想主義的那面，但並不諱言他內在的矛盾和懦弱一樣。

畢竟，人從來都不是條分縷析泾渭分明的物種。

或許連電影本身也沒有辦法給我們提供解決生活這個大問題的答案。

它只是抛出一個問題讓我們思考，人生在世，就是在一片混亂又複雜的叢林中不斷與生活搏鬥的過程。

很多人最後選擇妥協，過上渾渾噩噩庸庸碌碌的一生；有的人則不願委屈自己的心，拼命地想把內心的不滿發泄出來，破罐子破摔也在所不辭。

不同的選擇，有不同的收獲，也有不同的失去。

最後小四兒被送到警察局，當警員提出讓他換下身上血迹斑斑的白T恤的時候，他從呆滯地坐著突然發起狂來，大喊地想從警員的控制中掙脫出來，制止他們要他換衣的要求。

他喊的是：“她是我的，不可以把她拿走！不可以！不可以這樣子啊……”

給小四兒的最後一個鏡頭，就是他這樣無助地掙紮著，帶著哭腔地喊著，好像希望小明可以再回來。

一個孩子，掙脫了木屐的雙腳因爲帶著血汙，在地板上留下一團團血紅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