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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組織迎來了一名同志的入黨申請，這本來是件好事，然而，有同志提出了質疑。

因爲這位同志的社會關系過于複雜，他與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關系密切，還曾是張學良將軍的座上賓。

就在那時，周總理站了出來，反問那些質疑的同志：“你的社會關系不複雜，但他做的事，你能做到嗎？”

還別說，他的本事還真的挺大，他是周總理單線聯系的紅色特工，保密級別比李克農這個“特工之王”還要高，其他人都調不動。

他去世27年後，俄羅斯還曾頒發紀念衛國戰爭紀念勳章給他。

這位讓周總理力排衆議也要同意入黨的同志，到底是什麽人物，一切就從這位同志入黨時說起吧。

這位由周總理單線聯系的同志，正是戰爭時期，黨組織內除“龍潭三傑”外，與沈安娜、熊向晖等人齊名的閻寶航。

事實上，早在10年前，他就曾向黨組織遞交了申請書，當年接收他申請書的是蘇子元同志。

他的身份確實很特殊，當年爲了讓他加入組織花了不少工夫，但最後還是沒成。

10年前的那封申請書，由蘇同志轉手，一路送到了周總理的手上。

他和代表團的同志清楚閻同志的情況，都同意了入黨申請。

然而，這份申請書最後被共産國際駁回了，給的意見是，他們認爲閻同志與國民黨要員走得太近，不大可靠。

一直到1937年，西安事變順利結束後，周總理才借這個機會，力排衆議，同意了閻同志的申請。

也就是在第二次申請時，發生了其余同志質疑閻同志可靠性的情況。

事實上，從社會關系來看，閻同志確實比較特殊，因爲他在國共兩黨都是有能力、有名聲的人物。

他深受老蔣、宋美齡等人的賞識，與張將軍是莫逆之交，軍統頭頭、黃埔系將領也與他關系良好。

可以這麽說，那時，他與國民黨內的各個山頭關系都不錯，多數人認爲他是個可靠的人。

在國民黨內，他關系最好的就是張學良將軍，閻同志從少年時期就認識了。

很早以前，閻同志尚未接觸黨組織時，他曾是一名基督教徒，這爲後來他與張將軍相識埋下了伏筆。

不久，閻同志認識了張學良將軍，自那以後，他就經常同將軍一起參與各種活動。

兩人一見如故，後來還一起去上了英語夜校，經常交流閱讀感受，這讓張將軍把閻同志視爲自己親近的知己好友。

他從奉天的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後，就跟朋友開了一個貧兒學校，專門招收那些家境貧困、被抛棄，很想學習的孩子們。

1919年那會兒，張將軍曾參觀過這所學校，他看學校設備簡陋，當即捐了一筆錢。

後來，他一路升官，到軍團長時，又給好友的這所學校捐了不少錢，以改善夥食。

7年後，閻同志拿到了青年會的介紹信，想讓他去英國留學進修，但路費、生活費自付。

那會兒閻同志雖然自己有工資，但每個月只有25元，他的這點工資完全不夠的。

張將軍得知後，主動寫信，表示自己願意出錢資助留學。

很快，他如願去了歐洲，學習到了豐富的知識，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關注國內局勢，還有摯友的情況。

不久，閻同志立刻返回國內，幫助張將軍渡過難關，可見他們的關系有多麽親近。

至于老蔣、CC系等，這些山頭人物，則因爲張將軍，還有他在國民黨內出色的工作能力，非常信任他，鮮少懷疑他的身份。

陳誠曾說過一句話，他說，如果閻寶航都是共産黨，那他與其他人都是共産黨。

可見，他們對閻同志信任到了一種地步。

就算到了後期，老蔣等人發現了一些端倪，也更傾向于威懾，而非直接將人抓走。

正是他這樣複雜的社會關系，才成爲組織內進行情報工作的優秀人才。

就比如，他入黨兩年後，周總理安排他在重慶定下來。

沒多久，時任衛戍司令的劉峙就找上門來，說是“登門拜訪”，實際身後還帶了兩名背槍的士兵。

劉峙是個爽快人，直接就說了他家裏的孩子爲何陸續去了延安，他懷疑閻同志是共産黨人。

對面說得不錯，他家裏的4個孩子確實陸續送到延安學習、搞革命，只有把年齡尚小的一雙兒女留在了身邊。

面對質疑，閻同志不動聲色，他說孩子們大了，他們想去哪裏，他這個父親也管不了。

劉峙此次前來，根本沒法給閻同志定性，因爲沒有證據。

更令他頭痛的是，閻同志和宋美齡關系很好，宋曾下令，誰也不許動他，因此，他此次登門，只是小小“威脅”一下。

這件事他沒有給家人們說，就算每天回家，發現軍統的人跟在身後，他也照常生活，沒暴露一點破綻。

除此之外，他在群衆間也享有聲望，尤其是在奉天當地，他還被稱爲奉天的“林則徐”，這個稱號又從何而來？

閻寶航同志在黨內，除了是與周總理單獨對接的“紅色特工”外，他在奉天，被大家稱爲“奉天林則徐”。

這是怎麽一回事，那就還要從他認識張學良將軍時說起。

1928年6月，皇姑屯發生了爆炸事件，日軍加緊侵略東北的腳步。

此前，閻同志還在留學，雖身處異國他鄉，但仍時刻關注著國內的情況。

就在東北十分困難的時候，他毅然返回國內，幫助張將軍渡過難關。

遺憾的是，他們未能挽回淪陷的東北土地，日軍還在他們的家鄉上種植生産大煙的作物。

不僅如此，他們在南滿鐵路沿線種植了生産其他成瘾物的作物。

清政府尚在時，人們就已經領教過大煙的厲害了，而今東北裏冒出來那麽多煙館。

這令閻同志異常憤懑，1929年7月，他在遼甯成立了拒毒聯合會，並發表了痛心疾首的宣言。

第二年，他將每年的5月5日定爲拒毒、禁煙的日子，還組建了4支宣傳隊伍，教育群衆吸食大煙的危害。

光是1930年那一年，他帶隊收繳、銷毀成瘾物的行動就有3次，其中第二次銷毀的最多。

大家都把那一次拒毒活動，當做新時代的“虎門銷煙”，而閻寶航同志就是奉天的林則徐。

每次銷毀活動開始之前，他都會邀請駐紮沈陽的各國領事前來參觀，還會請市內的警察幫忙維持秩序。

那時，德、英、奧、蘇的領事都到了現場，只有日本領事拒絕到場。

他們給出的理由是，銷煙活動是在排日，有礙兩國邦交，還警告閻同志等人不要多管閑事。

不管日軍如何威脅，他堅持銷煙，群衆拍手叫好。

後來，他還在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第三屆會議上，作爲中方代表團的一員。

第三屆會議正好是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會上，他向大家披露了日軍侵華的文件，即著名的“田中奏折”，全場嘩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日軍就公開張貼通緝令，拿5萬大洋懸賞閻同志的頭。

顯然，他們一直記著這兩筆賬要算，但他們沒想到，就算再怎麽圍追堵截，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會幫助應該幫的人。

當年被通緝的愛國人士不止閻同志一人，但他確實是日軍的重點關注對象。

混亂之中，他的妻子高素女士和他走散了，這名女士帶著5個孩子，肚子裏還懷了一個，十分艱難。

爲了活命，她和孩子們藏進了沈陽東郊的女子學校，幸運的是，閻同志的好友趙世濤很快找到了他們，並將其接到了皇姑屯車站。

那時，車站上到處都是逃難的人們，誰也不想讓誰，身懷六甲的高素女士和5個孩子肯定是擠不上去的。

趙同志十分焦急，情急之下，他直接在月台邊跪下，大喊道：“諸位同胞，這是抗日英雄閻寶航的家眷，請你們行行好，讓她們上去吧！”

他這一吼，車站上的人們都安靜了，紛紛自覺讓出一條道，還有的伸手把她們給扶上了車。

這一件事足以見得，當年在閻同志在東北地區的活動，贏得了多少民心。

西安事變發生後，作爲張將軍的摯友，他曾多次向老蔣求情，讓他放了張，但始終未能如願。

1936年12月28日，閻同志見到已經被軟禁起來的張將軍。

此前，他曾批評過張將軍，說將軍怎能對東北地區坐視不管，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多少知道了將軍的問題和苦衷。

見面那天，閻同志還看到了宋子文，正給張將軍帶話，要他過幾日就動身，同老蔣再談判。

他一聽就知道這是個陷阱，迫于形勢，他轉頭去問本人的意見。

張將軍說的話看似委婉，實際已經做好了決定。

他說自己要跟著回西安，是爲了國家，爲了人民，老蔣他們怎麽對他都無所謂。

聽到這句話，閻同志也沒法再說其他的計策，只能點點頭，尊重將軍的選擇。

他們也沒有想到，這一次談判前的見面，竟是兩人的最後一面。

就在送別好友後，閻同志轉頭繼續投入到緊張的情報工作中去。

而就在接下來的行動中，他創造了兩個幾乎算得上改變曆史的奇迹。

閻寶航同志爲何直接受周總理調遣，其他人都調不動他？

這就要說道，當年他的情報工作中，最滿意的兩次行動，這兩次行動，從一些層面來講，確實影響了二戰的節點。

1937年秋天，受周總理、李克農等同志的囑托，他展開了國際上的情報工作。

那個時候他已經秘密入黨，這個事只有南方局的幾位領導同志了解詳情。

1938年10月，閻同志來渝，他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遊走于國民黨各派，從未暴露。

第二年，周總理設法給他在重慶村17號，安置了房子，稱爲“閻家老店”，那裏也是組織的秘密聯絡點之一。

1940年9月，軸心國成形後，日軍一直致力于勸誘國民黨投降，並大力壓制國內的抗日運動。

他們期望能盡快結束戰爭，好與德軍一起進攻蘇聯，不僅如此，德軍也參與了勸降。

時間來到1941年5月，駐德武官桂永清閑來無事，同一名德國軍官聊起天來，感慨國內的東北、華北等地的問題太難解決。

而那軍官不以爲然，他表示中國的問題很簡單，在6月22日之後，德國進攻蘇聯便可迎刃而解。

得到這條消息後，這名武官立馬秘密報告給了老蔣，頑固派們高興得不得了。

他們等著八路軍同日軍打得兩敗俱傷，等我軍北上抗日後，必定會面臨日、德兩軍的雙面夾擊。

他們還天真地認爲，假如蘇聯被滅，日軍會花更大力氣來消滅共産黨人。

因爲這個消息，當德軍代表訪問重慶時，老蔣等人特地安排了舞會。

而身爲政治設計委員的閻同志，也被邀請進去了，他有些不解道：“諸位爲何如此高興？”

有熱心人悄悄告訴他德軍的消息，他面上滴水不漏，宴會一結束，他就立馬報告給了周總理。

那時，是1941年6月16日，距離德軍襲擊僅有6天時間。

消息傳到延安後，又立即轉達給了蘇聯，斯大林本就預測德軍極有可能偷襲，只是不知道他們會從哪裏下手。

有了確切日期，他們也能提前做好准備，于是列甯格勒、波羅的海、敖德薩等地區都做好了准備。

正如情報中所說的那樣，德軍于當年6月22日淩晨四點展開了閃電戰。

蘇軍有所准備，避免了更爲慘重的損失，斯大林後來回電，高度贊揚了閻寶航的情報工作第一。

這是閻同志在二戰中影響的第一個節點，第二個節點則是間接搗毀日本“關東軍”防禦體系。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國民黨內是日益如魚得水。

1944年夏天，閻同志設法從國防部的朋友那裏，搞到了“關東軍”在東北境內的所有資料。

這份資料具體到了日軍的一切部署，基地地址、兵種、武器等等，基本上擁有了一整套答案。

與此同時，太平洋上，日軍與盟軍的戰況膠著，急需一個突破點。

盟軍迫切希望蘇聯能夠出兵，將“關東軍”給打下來，而這支部隊是日軍中最爲精銳的部隊，也是日軍總侵略最後的底牌。

拿到這份寶貴的消息，閻同志立刻送到周總理桌前，再轉至延安。

這就相當于提前拿到了答案，1944年8月8日，蘇軍對日開戰，迅速突破了“關東軍”苦心經營十幾年的防禦體系。

“關東軍”的覆滅徹底粉碎了日軍在東北韬光養晦，垂死掙紮的幻想，而這也加快了日軍投降的速度。

閻同志這兩次情報工作都極爲關鍵，一定程度上影響二戰的局勢，說是他的“得意之作”也不爲過。

新中國成立後，他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爲祖國建設貢獻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混亂年代，因爲他極特別的過往，有人給他扣了莫須有的帽子。

閻寶航同志竟慘死獄中，連骨灰都沒能保留，1968年5月22日，他在獄中去世，享年73歲。

遠在異國的老友張學良將軍聽聞噩耗，心中的悲傷難以言喻，後來他自己出資成立了以閻同志命名的教育基金。

直到1978年，他才得以恢複清白，骨灰盒則被安放在了八寶山上。

1995年，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俄羅斯送來了3枚衛國戰爭勳章，以此感謝閻同志和他的部下，當年在二戰中的貢獻。

世界並沒有忘記他的貢獻，在他離開27年後，真相得以大白，榮譽也回歸到他的身邊，閻寶航同志的成就，值得每一個後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