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語：日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發表斯坦·格蘭特（Stan Grant）的評論文章，題目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讓人細思極恐》，處處透露出西方社會對未來的迷茫和悲觀情緒，是人類共同面對的風險，不過，文章的視角仍然是以西方主義爲中心，把忽視風險歸因于意識形態的對抗，而不是從西方制度和社會肌體尋找根源。編者對這篇評論進行介紹，希望從中發現西方社會精英階層對西方主導地位瓦解所表現出來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制度焦慮感”可能給全世界帶來的破壞。

作者格蘭特一開始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全球風險報告”中的可怕畫面：“我們很悲慘，越來越窮，備受疾病折磨，身處在粉身碎骨的邊緣，同時還面臨著氣候災難”。“我們這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不僅如此，未來也看不到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憧憬）已經幻滅了”。

作者在談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時說，疫情“消磨了曾經或許正在萌芽中的樂觀主義”，認爲人們多年來在改善貧困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疫情將人類取得的成果消磨殆盡，並進一步削弱了“社會凝聚力和全球合作”。“人們丟了工作，孤立無援，社會動蕩讓政治更加兩極化，全球局勢也愈加緊張”。

格蘭特指出，2006年的“全球風險報告”已經提出過預警，說“類似流感的疫情”將通過環球旅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對人們造成嚴重的威脅，破壞旅遊業和制造業，擾亂全球貿易，但全世界都對這樣警告置若罔聞，現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被疫情打得措手不及。

格蘭特分析說，這份研究報告顯示，傳染病仍舊是擺在世界面前最清晰、緊迫的危機，但是，放眼未來，極端氣候和失敗的氣候行動是最充滿變數的風險。未來十年，人們最大的生存威脅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影響。“掩埋在這片陰霾之下的是世界未來的關鍵是多邊主義的瓦解”，新冠只是加快了崩潰的速度。

作者認爲，所謂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分崩離析。在疫情期間，“我們已經退守到國境線後”。全球不平等現象越發嚴峻。隨著各國增加國防開支、制造更強大的武器，“我們也更頻繁地談論戰爭”。冷戰後美國的“單極世界”已經讓位于所謂的“多極秩序”。美國不再能發號施令，它尤其是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挑戰。中國和美國兩大巨頭使其他國家相形見绌。“世界的未來掌握在這兩國手中”。當下，中美兩國的關系正在有關新冷戰的噪聲中糾纏。

作者認爲，多邊主義不僅是以國家爲基礎的，而且也是以機構爲代表的。然而，像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約、經合組織、以及7國集團和20國集團等等，卻越來越多地成爲“地緣政治角力的場所”。中國抱怨說“國際秩序過于偏向于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所以推出了大規模的 “一帶一路”投資和基礎設施項目、亞投行或上海合作組織等機構來尋求自己的影響力。

作者還引述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學院在2020年的一份報告說，一邊是“針對西方統治的全球反擊”，一邊是“侵蝕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民粹主義上升”，多邊主義身處兩者的夾擊而出現危機。“多邊主義已經變得更像一個搖搖欲墜的熱氣球”。這份報告不無擔憂地寫道，多邊體系可能正在 “經曆一場深刻的變異”，也許會浮現出一個更適合21世紀複雜情況的體系，這可能意味著西方和民主變得“越來越被邊緣化”。

作者最終將制度對抗看作是時代的主線，這就是“當今世界的對壘線：專制與民主的對抗”，這是一枚“定時炸彈”，深埋在“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中。作者用這樣一句話概括說，“一個更加動蕩、更加分裂的世界使我們處于一個潛在的、具有毀滅性的碰撞軌迹之中”。的確，這句話聽起來讓人“細思極恐”。

無論作者格蘭特本人，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抑或是兩年前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學院的報告，都掩蓋不住對西方主導地位衰落和西方社會的悲觀氣氛的憂慮，並對這種體系崩潰帶來的破壞憂心忡忡，由于他們還不能從其國家曆史、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上找到根源，卻要從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抗尋找“失落的世界”，只能是緣木求魚，難以找到治標治本的治國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方力量轉換，西方國家整體實力走向衰落的過程中，他們拿“制度對抗”做幌子，行“種族對抗”和“文明對抗”之實，依靠其現有的軍事優勢，最終通過戰爭方式轉移國內矛盾呢？這恐怕是全世界都要擔心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