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就是人死之後，在評價一人功過是非時，爲了方便對曆史人物蓋棺定論，于是選擇用“谥號”來進行高度概括。

根據西周金文記載，大約在周穆王時期，給大貴族死者加谥的做法已比較普遍，因此谥號最晚出現于周代初期，此後持續到近代，曆經大約3000年。

曆代帝王谥號之中，漢代皇帝谥號別具特色，東西蜀漢持續400余年，從劉邦到劉備，僅有劉邦、劉秀、劉備三個皇帝死後谥號中無“孝”字，其他皇帝皆有“孝”，比如我們熟悉的漢武帝劉徹，其谥號就是“孝武”。

問題在于，爲何漢代皇帝谥號普遍加“孝”，爲何又此三個皇帝谥號無“孝”？（本文總結的是死時爲帝者，劉禅死時已非皇帝）

我們都知道，漢朝主張“以孝治天下”，但漢朝人理解的“孝”，不是簡單的孝順、孝敬，更非盲目的以孝治天下，而是有一套治國理論基礎。

呂氏春秋孝行篇記載：“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因此，“孝”是人之本，一切高貴品質的前提，所謂“百善孝爲先”，也是“忠”、“勇”等的前提。

因此，漢代皇帝谥號普遍加“孝”，以孝爲常谥，肯定與治國理論相關。但問題是，既然如此，那麽爲何劉邦、劉秀、劉備三者谥號卻無“孝”？其實，漢朝以孝爲常谥，更有一些獨特原因。

漢昭帝劉弗陵去世後，霍光與群臣立昌邑王劉賀爲帝，但數日後，霍光認爲劉賀“行昏亂，恐危社稷”，主張將之廢除，重新選擇皇帝，詢問其他朝臣意見時，田延年有過一段表述：

《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記載：“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谥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其中，所謂“宗廟血食”，顯然是指劉氏後人能繼續祭祀祖先，讓祖先得到血食。

田延年指出漢朝以孝爲常谥的原因，在于“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簡單的說就是後代具有祭祀與延續宗廟的責任，同時也隱含繼承者的正統性。

漢昭帝駕崩于公元前74年，距離劉邦建漢僅140年，而且田延年是在廢立劉賀的重要場所發言，因此他的話無疑更接近漢朝“以孝爲常谥”的本義。

由于劉邦是漢朝的開創者，而不是“孝”所強調的繼承者身份，因此劉邦谥號上自然無需帶“孝”。但問題是，劉秀、劉備都是劉邦的後人，漢朝的繼承者，爲何他們谥號裏卻沒有“孝”呢？原因很簡單，他們開創者的身份大于繼承者。

西漢祭祀于高廟，東漢祭祀于世祖廟。《後漢書》記載：“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因此，劉秀是萬世不祧之祖的開創者身份，是“世祖”，自然谥號中無需加“孝”。所謂“不祧之祖”，就是不遷入祧廟（供奉遠祖之廟）的祖先，通常用來比喻創立某種事業而受到永遠尊崇的人。

與劉秀相比，劉備谥號中更不適合帶“孝”，因爲劉秀是西漢長沙定王（漢景帝之子）的後代，隔了大概六七代，在禮法上還認漢元帝爲皇考，而劉備是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後代，血緣更爲淡薄，更不便作爲東漢或西漢的繼承者身份。同時，由于劉備也是靠自己打下一片江山，更多的是開創者身份。因此，劉備谥號爲“昭烈”，理所當然的不帶“孝”。

綜上，漢朝以孝爲常谥，其原因不在于《呂氏春秋》、儒家經典等對孝的論述，更主要的原因應該在于“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其實，秦朝短暫而亡，教訓深刻，因此漢朝建立後的首要任務，顯然應是如何延續江山，以孝治天下是延續江山的手段，激勵後人延續劉氏江山才是終極目標，或許如此才是谥號帶“孝”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