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拜登在2020年總統選舉擊敗特朗普後宣布“美國回來了”，讓許多歐洲國家都松了一口氣，然而這種寬慰正在被另一種認知取代：“美國可能會回來，但也可能會回去”。

據環球網報道，今年2月美國聯邦法院宣布，推遲對前總統特朗普幹涉選舉案的審判，重審時間另行通知。

這則消息在當前日益激烈的美國大選中雖然不起眼，但卻被美國媒體視爲“特朗普的又一次重大勝利”，而這樣的勝利顯然不是歐洲國家想看到的結果。

歐洲不喜歡特朗普的理由不言自明，他“傲慢自大”、“不可預測”，正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評價，特朗普當選爲美國總統，意味著“歐洲依賴美國的時代結束了”。

在2016年到2020年這四年間，特朗普與歐洲領導人的相處談不上愉快，尤其是他還說過一句讓歐盟記憶猶新的話，“北約已經死了，如果歐洲遭受攻擊，美國不會提供任何幫助或支持，反而歐洲還欠美國4000億美元的國防費用。”

在今年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歐盟官員蒂埃裏·布雷頓又談到了特朗普這次發言，聲稱“這是一個巨大的警鍾，他隨時都可能回來，歐洲必須做好准備。”

時隔4年後，尤其是在拜登打起援烏退堂鼓、美國大選又趕上俄烏沖突的情況下，歐洲擔憂特朗普的回歸不是沒有道理，這位美國前總統不止一次地吹噓過他和普京的“友誼”，威脅要在一夜之間放棄烏克蘭，並質疑北約存在的意義。

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眼中自然是無法接受的，因爲無論俄烏沖突爆發的原因是什麽，這場持續近2年的戰爭已經將東歐國家的“反俄”情緒和“恐俄症”煽動起來，一旦特朗普回歸後選擇和普京談判結束戰爭，這對東歐國家而言，無疑意味著他們過去2年對俄羅斯的上躥下跳沒有任何意義。

而對法國和德國這樣的“老歐洲”來說，他們需要擔心的事情還不止俄烏沖突的結束。在特朗普第一屆任期內，他對歐洲發起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戰，盡管拜登上台後終止了部分激進政策，但並未停止對歐洲的“吸血”，最直觀的例子就是《通脹削減法案》的出台，該法案的實質就是將歐洲電動車産業連根拔起，自發布後就讓法國和德國大發牢騷。

針對特朗普回歸後美歐可能出現的緊張關系，美國前官員、特朗普的國務院政策規劃組負責人基倫·斯金納曾寫過一份詳細“計劃書”，宣稱“特朗普2.0”時代下的美國政府必須對美歐貿易關系進行全面審查，以確保美國企業“得到公平對待”。

別看斯金納雖然聲稱要尋求“美企的公平待遇”，但誰都知道，美國政客所謂的“公平”實際上還是“美國優先”那一套，特朗普第一屆任期就是從貿易戰開始的，可見如果他重返白宮，美國與歐洲在政治、貿易等領域的緊張關系勢必會再度惡化。

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洲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甚至危言聳聽地宣稱，特朗普的歸來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歐洲面臨的最大風險”。

隨著各國開始選擇立場，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以及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等右翼政客可能會與特朗普有“共同語言”，而這必然將進一步加深北約和歐盟的內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