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谷歌中國工程師殺妻案指控書”流出，這起發生在美國的“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正式進入我們的輿論視野。根據國內媒體綜合國外報道來看，基本的案情算是明確了。加害者和受害者是夫妻關系，報道的原話是“27歲的陳立人涉嫌多次毆打27歲的妻子于軒一，蓄意將其謀殺，已對其起訴謀殺重罪”。

再就是透過報道話術“谷歌中國工程師殺妻案”和“谷歌中國工程師遇害案”可得知陳立人和于軒一都在谷歌工作。不過對于二人的歸屬身份，網上的爭議也比較多，最典型的追問是“中國工程師”的說法不對，可能人家早就是“美國人”。

按理說，面對一起“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最該追問的是加害者爲什麽會那麽做？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報道下的評論區，一些“腦殘言論”還是出現了。比較熱度高的如“在中國好好的，去了美國就變暴力了，很明顯是受美國的氛圍影響，美國應該給我們中國人賠償”；再就是“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了 ”；還有就是“清華這麽牛逼嗎，培養出這麽多殺人犯”和“應該給清華和北大去魅化”。

“腦殘言論”當然不止以上列出這四條，但是這四條比較典型，更准確地講，只要中國人在外國發生慘案，不管是加害的情況，還是受害的情況，這四條總能變著法去套用，並且總有人跟著搖旗呐喊，就好像別人家辦喪事他（她）們可以喝酒吃肉了。

就“在中國好好的，去了美國就變暴力了，很明顯是受美國的氛圍影響，美國應該給我們中國人賠償”的邏輯來講，就好像說，國內沒有過“家庭暴力致死事件”，可現實真是這樣嗎？顯然不是吧？而且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國內的家庭暴力事件也總是會引發爭議。當然最主要也是在懲罰加害者的問題上。

而對于“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了 ”，其實屬于“在中國好好的，去了美國就變暴力了，很明顯是受美國的氛圍影響，美國應該給我們中國人賠償”的縮略版，總之不是歐美的環境壞，就是歐美的主義壞，也就是說，在上高度和上強度之間，簡直是到了見縫插針的地步了。

至于“清華這麽牛逼嗎，培養出這麽多殺人犯”和“應該給清華和北大去魅化”，只想說有些人的腦回路很短，邏輯能力就是強關聯，從來不考慮問題的真正原因是什麽，而且報道中也沒提陳立人就是清華或北大畢業的，起碼沒有確切的說。

所以上來就是這種話，確實挺有意思。當然也可能是把“清華和北大”作爲一種知名學府的代稱，只能退一步這麽理解了。可我們依然要知道，殺人犯只是可能跟受教育程度有關，但並非是正相關或負相關。也就是說，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跟一個人是不是惡人和壞人沒絕對關系。

甚至我們都清楚，惡人和壞人是不分膚色、國籍、長幼、性別的。所以面對惡人和壞人，就事論事就好，沒必要特意上高度和上強度。因爲一旦陷入這種腦殘邏輯，就會看不到具體壞，而是會走向虛無壞。這除了不利于對案件的剖析，更不利于對人性的反思。

我們很清楚，即便報道中已經搞清楚報案人是陳立人和于軒一的朋友，甚至也提到報案時陳立人的狀態，以及現場的各種慘烈情況：“警員在臥室發現了躺在地上的于軒一，發現她頭部受到重創，地板、牆壁和臥室門的背面有大量血迹。”並且對此指控書也顯示，該罪行涉及嚴重暴力、嚴重身體傷害威脅，顯示陳立人有“高度殘忍、惡毒或冷酷的行爲”。

但是，陳立人和于軒一如何走到這一步，依然是一個巨大的謎團。而且就算未來案子會形成因果文本結案，但是回到家庭這個巨大的交織體系內，慘劇到底如何形成，其實搞清楚挺難的。也就是說，悲劇這種事情從來都是屬于別人的，而對于教訓來講，旁外人很難完全理解。

之所以這樣講，是希望面對慘劇時，我們不要過度帶節奏。可以適當憤怒加害者、同情受害者，但是不要把個體的問題都說成社會的問題，因爲一旦把根本問題轉移了，意味著真正的問題就被折疊了。而折疊這種邏輯一旦形成，就會導致問題被掩埋，惡人和壞人被標簽化，而不是被具體化。

可能有人會說，惡人和壞人不就是標簽化嗎？這話沒錯，但是如果只強調標簽，而不面對具體人，這何嘗不是對惡人和壞人的輕饒。所以還是要把怎樣懲罰惡人和壞人擺在第一位，至于惡人和壞人怎樣形成的，跟所在大環境有啥關系，這個即便有研究價值，但是跟具體的案子關系不大。

換句話說，短期內我們更需要直接嚴懲惡人和壞人，而對于社科研究，即便有意義，也只是長遠層面的解釋意義。兩者雖然不矛盾，但是具體在實踐中，還是要有所區分的。因爲再怎麽下論斷，也是要有依據的，否則腦殘言論只能讓自己尴尬，讓周遭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