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北方草原發生嚴重“白災”，兼且當時匈奴單于更叠，正值主少國疑之際，于是第二年匈奴左大都尉決定向漢朝投降。

接到消息的漢武帝大喜過望，爲接受左大都尉投降，立即命令因杅將軍公孫敖建造一座“受降城”。當然，雖然受降城築好，漢朝也安排了駐軍，但匈奴左大都尉卻被“兒單于”反殺，“受降城”沒能迎來受降。

那麽，如此赫赫有名的受降城，到底在什麽地方呢？《漢語大詞典》考證曆代記載指出：“受降城，城名，漢唐築以接受敵人投降，故名。漢故城在今內蒙古烏拉特旗北，唐築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以此來看，漢唐受降城都位于河套北岸。

然而，外蒙考古發現的一座漢朝遺址，研究結果卻出人意料，漢代受降城的位置，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深入北方。

1957年，在蒙古國南戈壁省諾姆貢蘇木南約26公裏，蒙古國學者發現“巴彥布拉格遺址”，起初認爲是一座匈奴要塞遺址。

2009年，蒙俄學者聯合考古，出土了大量漢朝兵器、铠甲甲片、馬具、五铢錢，以及漢式鐵戟、鐵镞、瓦當碎片等。

2020年，中國學者對遺址內的20具人骨，開展了穩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碳14測年，結果發現絕大部分以粟米、小麥、水稻爲主糧，只有個別以肉食爲主糧。因此，從食譜上看，該遺址體現的是漢民族特征，與遊牧民族的食譜特征完全不同。

鑒于這些原因，蒙俄學者認爲“巴彥布拉格遺址”就是建造于公元前105年的漢代“受降城”。

按理說，作爲深入蒙古地區最遠的漢朝城池，與史書記載相符的應該就是受降城。但對該遺址的考古研究，卻又發現一些難解之謎。

該遺址的一個屍骨坑中，有些屍體嚴重殘缺不全，但在學者研究之後，卻得到兩個異常的結論：

首先，碳氮同位素檢測表明，他們不具備來自同一個地區，或在同一個軍營中生活很久的特征。

其次，編號S6的個體死亡年代不會晚于公元前190年（西漢初年），編號S8的不晚于公元前107年，兩者都死于史書上受降城建成之前。

據此，這座屍骨坑是不同時期的戰死的部分漢軍將士、被集中埋葬于此，造成了屍體相互疊加現象。

問題在于：史書記載公元前105年才建造受降城，那麽爲何公元前190年就已有漢軍墳墓？

上述疑問的答案，分析起來不外乎兩種：

首先，在受降城建造之前，此處已是一處延續百年的漢朝軍事基地，因爲受降匈奴左大都尉的需要，而將之擴建。

其次，此處並非受降城，而是另一個早于受降城的漢朝軍事要塞遺址。

無論哪一種分析，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早在受降城之前，漢朝勢力已經深入到了陰山以北的外蒙地區。

西漢之初漢軍深入外蒙，可能讓人驚訝，但從曆史來看，其實很正常。

秦漢長城是在河套以北、陰山以南、鄂爾多斯向東延伸（比我們熟知的明長城更靠北），而秦漢長城不僅是防禦、更是進攻基地，因此在長城之外建立軍事要塞或據點，符合秦漢外向的積極的防禦戰略。需要說明的是，秦始皇建長城，不是單純的消極防禦，後人理解有誤。

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兼且修築長城，那麽必然控制了秦長城以北部分地區，否則秦長城也修不起來，乃至在更北的地方建造據點。因此，該遺址或是秦朝遺留，漢朝繼續使用。

當然，該遺址也可能是漢初建造，雖然漢朝匈奴勢大，但漢朝並非毫無還手之力，依托長城在陰山以北建立一座據點並非不可能。

外蒙發現的這座遺址，不管是不是受降城，都反映了西漢之初漢軍已經深入外蒙，深入匈奴腹地，且延續了至少上百年。其實，到了漢武帝時期，還在秦漢長城之外，又修建了“外長城”（上圖，漢代外長城已深入外蒙），也是會牢牢控制該據點，漢朝後來對匈奴的更具優勢，估計更不可能放棄該據點。

更爲重要的是，通過該遺址可見，漢朝在戰略防禦階段，都有深入匈奴腹地的軍事據點，實行的不完全是保守的被動挨打的防禦，而是也有更深入的積極防禦，由此經過百年積累，到了戰略反攻階段，漢武帝能打敗匈奴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漢朝之所以強大的原因之一，不是說出來的，不是忍出來的，而是保持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實打實的敢打敢戰。與漢朝相同的是，唐朝在河套以北也有受降城，也有深入草原的據點，也是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最終成就了李世民的天可汗與盛唐威名。

最後，外蒙發現的該遺址，其中駐紮的漢軍，基本是孤軍深入（距其70公裏之處還有一座漢朝城池——魯庫倫城），他們是如何強敵環伺之下堅持下來的？或許，他們如同玉門十三勇士一般，而這才是漢朝強大、漢軍無敵的根本原因。

參考資料：《漢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網——要塞背後的故事：蒙古國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城址人骨遺存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