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印度的GDP爲211億美元，中國的GDP爲189億美元，印度比中國要更高。

2023年，印度GDP爲3.73萬億美元，中國GDP爲17.89萬億美元，中國約五倍于印度。

印度與中國都是曆史悠久的人口大國，獨立時間比新中國建立還要早，兼且繼承了英國殖民者的遺産，遠非一窮二白的中國可比。

但問題是，短短數十年後，中國發展卻遠超印度，雙方已有雲泥之別，由此不能不讓人問出這麽一個問題：印度發展爲何不如中國，短短數十年差距爲何如此之大？當然，其中原因很多很複雜，但中國晉朝與宋朝的曆史，卻給出了另一個答案！

晉朝與宋朝有一共同點，都是妥協來的政權更叠，這在中國曆史上極其獨特，因爲其他稍長一些的王朝都是打出來的江山，而晉宋通過政治手段“竊取”的江山。

如劉邦、朱元璋等打江山者，威望足夠高，可以一言九鼎的制定規則，不用與他人過分妥協，但晉朝與宋朝卻不行，缺乏足夠的威望，必須要對其他勢力過分妥協。

首先是晉朝，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後，能夠主導魏國，除了自身能力與實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賴門閥士族的力量。換言之，司馬氏必然要向門閥士族妥協，讓渡更多的權益，實際做不到一言九鼎，最終導致晉朝門閥士族做大，乃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其次是宋朝，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其實是政變奪取的皇位，政權合法性存在問題，如此就不可能太強硬，而需要與其他勢力過分妥協，最終造成“冗官、冗兵、冗費”，造成了對文人的過分優待，以及因爲對內控制力不足情況下只能對外軟弱的局面等。

總之，以中國曆史看，像晉宋這樣通過陰謀政變“竊取”的江山，需要與其他勢力妥協，需要讓渡很多權益，于是皇權遠沒有漢明這樣的王朝強硬，由此導致這兩個王朝偏軟，日後治國施政等都要考慮到其他勢力的利益，很多利國利民的政策也就難以推出或實行。

值得思考的是，隋朝也是政變竊取政權，但楊廣過于強硬，導致各大勢力不滿，可能也是隋朝快速滅亡的原因之一。

與晉宋一樣，印度也是妥協出來的政權，不光對外，對內也是如此。

二戰之後，全球掀起殖民獨立浪潮，但與很多民族以武力獨立不同，印度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反正就是“他殺任他殺，清風拂山岡”，以殺不還手、打不報複的方式，最終取得了獨立。但可以想象的是，在這種妥協的獨立運動中，印度勢必要讓渡很多利益給英國，比如印度如今還是英聯邦成員。

1947年巴以分治，還有克什米爾地區等，給印度埋下了一顆又一顆“地雷”，遺患至今。印度獨立之後，面臨的是如何治國問題，如何解決土邦、如何解決種姓制度、如何統一語言等等一系列問題，但印度再一次妥協。

比如土邦問題。印度獨立之前，一共還有563個土邦，統治人口高達8100萬，面積占印度的一半，享有自治權。如果不能解決土邦問題，印度就猶如分封制下的周朝。最終，爲了換取土邦加入印度聯邦，印度保留了土邦的經濟、政治、禮儀等方面的特權，土邦貴族順利成爲“邦長”高官或議員等，還每年給予土邦君主一筆豐厚的年金，讓印度背負了沉重的包袱。而幾千年來的印度貴族，如今依然是人上人！

其實，在不流血革命的妥協的情況下，以前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甘心徹底放棄手中利益，必然會與新政府討價還價，雙方妥協達成協議，由此就會帶來一系列隱患，導致中央政府包袱更多，受到掣肘更多，這是不可避免的，猶如晉宋一般。

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清廷大肆抓捕維新黨人，朋友勸說譚嗣同出國避禍，但譚嗣同卻慷慨就義：“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自譚嗣同起，近代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爲了救國、爲了革命犧牲生命，摧毀了舊勢力，強硬的收回了西方各種特權，如此才有今日中國昌盛。若非如此，今日之中國如何，其實印度已經給出了回答。

總之，印度發展不如中國，原因固然很多，但印度是妥協出的政權，猶如中國曆史上的晉宋一般，新中國是徹底革命的政權，這一區別無疑是兩國不同發展速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