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由于國家還不富強，有些人撐不住跑到香港、台灣等地區，甚至跑到國外，其實還挺讓人同情。他們潤歸潤，只要不傷害到其他人，如今看來，都可以被原諒。最可恥的是那些賣友求榮的貨色，假如這種貨色最終遭報應，這才是爽劇應有的結果。

今天，我們就講一個這樣的爽劇。

事情發生在1985年，雖然改革開放已經有7年了，但是國家依然還很窮。當時有兩個農村來的年輕人加入中國解放軍北海艦隊。一位名叫杜新立，來自河北農村，高中畢業以後參軍。另一位名叫王中榮，來自江蘇農村。二人原本都在北海艦隊3215艇服役，1984年同時被派到3213號魚雷艇。

二人覺得生活太苦，都想著跑國外去。由于他們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在部隊的經曆也一樣，于是勾搭到了一起。杜新立是主謀，他首先提出叛逃的想法，王中榮聽後立馬表示同意。

對于叛逃的目的地，考慮到服役的北海艦隊駐防在山東，主要在渤海灣和黃海海域行動，于是他們很自然想到了南朝鮮。這時候還不能叫他們韓國，我們對這個國家改口要到上個世紀90年代。

當時，我軍部隊發生過幾次叛逃事件。曾有叛徒逃到台灣，台灣當局爲了打擊大陸軍隊的士氣，動搖老百姓的自信，對這類叛徒經常又是表彰又是獎賞，高調宣傳。杜新立和王中榮以爲，他們只要逃到南朝鮮，一定也會飛黃騰達。

1985年3月21日下午，杜新立和王中榮跟隨3213號魚雷艇從青島港出發，前往黃海進行演習。與3213艇一起出發的還有另外5艘快艇，3213艇還是這6艘艇裏的指揮艇。杜新立是艇上的電訊兵，王中榮是電航兵，與他們同在3213艇上的還有其他17名海軍士兵。

演習結束後，6艘快艇一起返航，3213號艇拖在最後。杜新立瞅准機會，從船上的槍櫃裏取出一支沖鋒槍、一支手槍。爲防止他人拿到槍支威脅到他們倆，杜新立轉手就把槍櫃鎖好，將手槍交給了王中榮。

二人帶著槍沖上甲板，朝著操作室開火，支隊副政委孫世忠、支隊副隊長徐惠友、教導員劉雲正、代理艇長張曉生、水手長王何龍、電訊長朱長軍等6人當場壯烈殉國。另有副艇長張維功、輪機長曲振波受傷。其余9名船員因爲沒有武器，杜王二人挾持他們關押到船艙。接著，二人駕駛艦艇一路向東，朝著南朝鮮方向駛去。

開了九個小時，時間來到3月22日淩晨，3213號艇油料用光了，只能在海上漂。22日早上11點，一艘在附近海域打魚的南朝鮮漁船發現了這艘船，立即向南朝鮮的群山海岸警備隊報案，隨後3213號艇被拖到了扶安郡外海的下旺登島西南海岸，此處距離漢城還有120英裏。

就在3213號艇朝南朝鮮逃跑後不久，其他5艘快艇就發現了情況，他們彙報上級部門後得到指示，其中3艘快艇快速掉頭追蹤叛逃的艦艇，並且于22日上午進入南朝鮮領海。南朝鮮方派出艦艇予以攔截，雙方對峙之下，一直保持克制，並沒有真正動武。

另一邊，杜新立和王中榮已經被南朝鮮方面關押起來，有調查小組來詢問過兩個人，但是也只問了兩個人的姓名和職務，其他一律沒問。杜王兩個人准備了一肚子的詞，什麽遭受政治迫害、申請政治避難的話，結果一句都沒用上，這讓他們一直惴惴不安。

他們倆也許不知道，這其實是南朝鮮方面有意爲之。就在他們關押期間，外面熱鬧極了。

一方面，自然是我國政府一直通過外交渠道與南朝鮮方面交涉，要求對方交人。另一方面，台灣所謂的“外交部長”朱撫松居然與南朝鮮大使金锺坤會面，要求南朝鮮方面將快艇及相關人員交給台灣，由他們來處理。當時大陸與南朝鮮尚未建交，這位南朝鮮大使是派駐在台灣的。

台灣此舉當然可以理解，當時投奔台灣的大陸軍民，台灣都高調處理，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惡心大陸、提升自己形象的機會。而南朝鮮方面當時不想給台灣這樣的機會，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四個字：沒有必要。

首先，兩名叛逃人員和這艘快艇對南朝鮮來說沒有太大的價值，假如是北朝鮮叛逃人員，他們當然會大加利用，但是大陸來的，在當時情況下，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其次，南朝鮮的背後老板美國已經與大陸建交，爲了區區一艘船兩個人得罪中美兩個大國，完全沒必要。

所以，南朝鮮方面審問3213號艇幸存者的時候，可以避開了所有政治問題，只問對方的基本信息、艦艇到達南朝鮮的具體過程，尤其對杜王二人，絕對不問他們叛逃的動機。

此後幾日裏，盡管台灣方面一再向南朝鮮方面要人，南朝鮮方面置之不理。經過與大陸方面幾次談判，南朝鮮方于1985年3月28日將事件中遇難的中方人員遺體、被扣押的船員以及兩名叛逃者交還給中方。

兩名叛徒杜新立與王中榮被遣送回國後，因爲叛逃以及槍殺戰友，被軍事法庭審理以軍人叛逃罪、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有些人總以爲，潤了以後，肯定升職加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還是勸他們仔細想想，自己到底有什麽價值。假如除了一片真心，啥都沒有，想想幾十年前有個姓王的有個姓杜的，他們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