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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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敵後抗戰，彭老總指揮的百團大戰影響深遠。此戰，不僅爲八路軍正了名，讓那些指責八路軍“遊而不擊”的人無話可說，更是震驚了華北日軍的岡村甯次和西南大後方的老蔣。

這一戰，因爲改變了日本的對華戰略和老蔣的抗戰政策，成爲名垂青史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撬動了國共關系的轉變，同時也引來日軍的瘋狂報複，因而也成爲彭老總後來屢遭批評，終其一生都難以釋懷的一個痛點。

【百團大戰，彭德懷在關家垴前線的野戰炮兵陣地指揮戰鬥，這裏距離敵人只有500米。徐肖冰攝】

從1943年的華北工作座談會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再到1966年的挨批，圍繞百團大戰的爭論和是是非非，一直讓彭老總百口難辯。在《彭德懷自述》中，也記載了他的回顧和思考。

撥開當年的曆史迷霧，彭老總究竟犯了哪些被別人指責的“錯誤”呢？

有人說，彭老總發起百團大戰，事前沒有向延安方面請示，也沒有得到主席的批准。還有的說，彭老總擅自發起百團大戰，“維護了老蔣的統治”。在特殊十年挨批時，甚至還有人把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損失的8000多人這一“罪責”，算到了彭總的頭上，說“皖南事變是因爲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老蔣的進攻”。

實際上，百團大戰的發起有著複雜的背景，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論。那麽，對于百團大戰，彭總本人是怎麽看的呢？

在八路軍的作戰方針和敵後抗戰上，延安方面經過洛川會議的一番爭論後，給出了兩個方向性的指導意見。

一是深入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二是放手發動群衆，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壯大革命力量。

說得通俗一些，就是“爭民心、占地盤、建政權、擴軍隊”。

抗戰第一階段，正面戰場是日軍作戰的主要方向，日軍當時還顧不上延安方面的抗日力量。但隨著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日軍“華北治安戰”的魔爪也悄然伸向我們的根據地。日軍修炮樓、占村鎮、征糧稅，意圖加重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割斷我敵後根據地的聯系。

到了1940年，彭德懷越來越擔憂八路軍在華北的敵後抗戰。一是八路軍三年來一直執行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方針，被重慶方面潑了不少汙水，說八路軍“不聽指揮”“遊而不擊”。二是南京方面的“曲線救國論”日益囂張，老蔣在第一次摩擦失敗後，其一些部隊改頭換面，與汪僞合流，與日軍一道不斷“掃蕩”我根據地，擴張其占領區。

【日僞“掃蕩”資料圖】

可以說，彭老總發起百團大戰有不少被迫無奈、不得不發的成分。

作爲八路軍副總指揮，彭老總之所以發起百團大戰，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考量。這些考量證實，百團大戰的發起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不得不發。

一是駁斥敵人的謠言，爲八路軍的“遊而不擊”正名。

八路軍在敵後抗戰中大量殺敵，發揮了重要作用，卻被蔣軍別有用心地指責爲“遊而不擊”，這種謠言也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民衆。八路軍需要用一場硬碰硬的大戰來駁斥敵人的謠言，爲自己正名，贏得群衆的支持。

二是爲了阻止日僞的蠶食，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

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對正面戰場的攻勢暫緩了下來，作戰的方向悄然轉向華北等地占領區的“治安強化”，意圖掠奪經濟、以戰養戰，消除他們對蔣氏正面戰場的後顧之憂。

日僞軍沿著幾條交通線，不斷“掃蕩”、分割和封鎖我敵後根據地，修建炮樓、增設據點，強化治安，扶持汪僞組織，擴張占領區，實行“三光”，到處搶掠財物，造成根據地人民“兩面負擔”，老百姓苦不堪言。

1940年3月至7月，在日軍“強化治安”和分割封鎖後，華北敵後根據地大片淪爲遊擊區，少數遊擊區的群衆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甚至動搖投敵。在百團大戰發起大破襲戰之前，華北敵後根據地只剩下2個縣城，一個是太行山的平順，另一個是晉西北的偏關。原本“一面負擔”的群衆變成了“兩面負擔”。用彭總的話說，就是既對抗日政府負擔，又要對日僞負擔。群衆不堪重負，迫切要求八路軍沉重打擊楔入根據地“強化治安”的日僞，以改變這種“兩面負擔”、難以爲繼的局面。

【百團大戰，破壞日軍鐵路交通線】

三是敵人交通線空虛、守備薄弱。

敵人瞧不起敵後遊擊戰，絕對想不到我軍能夠集中兵力打運動戰。敵人的這種麻痹，有利于我乘虛而入，破敵交通，大顯身手，擴大影響。避實擊虛是兵家之要，這說明百團大戰破襲日僞交通和他們的“囚籠政策”是對路的。從兵法上講，並沒有什麽不妥。

敵人的交通線之所以守備薄弱，一是在抗戰的相持階段，日軍用于蔣氏正面和我華北敵後戰場的兵力，早已處于捉襟見肘的狀態，其兵力的內部挖潛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二是日僞深入我根據地擴大占領區，強化“地方治安”，廣修碉堡，分兵守備，原先守備交通線上的兵力越來越分散到新的占領區。

三是日軍在華北敵後根據地擴張的胃口太大，犯了兵力分散使用的大忌，也使得八路軍可以從容集中兵力破襲交通線。

這種敵我態勢，也成爲促使彭總下決心發起百團大戰的重要原因。經過三年多小而分散的山地遊擊，日軍低估了八路軍的綜合實力，造成他們的錯覺。所以百團大戰的發起一方面達成了戰術上的突然性，另一方面也達成了戰略上的突然性，打得日僞軍驚慌失措，交通線全部癱瘓，占領區的據點大量被我軍奪占，這是華北日僞軍做夢也沒想到的。

彭總在華北工作座談會乃至後來在廬山會議挨批時，很少有人提及他上述三個考量。人們對他的批評，大多集中在“未請示批准、擅自做主，以及暴露力量、引火燒身、遭敵報複、右傾”等方面。這樣的靶子，讓彭德懷有口難辯，縱有一肚子委屈，也難以解釋。

事實上，稍微有些常識的人都知道，像百團大戰這樣的重大決策，彭老總不可能不向延安請示報告，況且那時朱老總還與彭總在一起，也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

【朱、彭首長在一起】

八路軍總部關于正太路、平漢路大破襲的戰役計劃，原本准備在8月上旬青紗帳旺盛時發起。這一計劃于7月22日發出電報給各破襲區，並上報了延安。各區接到總部的計劃後積極行動，提前進入預定區域。爲了防止我軍提早准備被敵人發覺，大破襲在7月下旬發起，比預定時間提早了10天。這成了“批彭”的“罪狀”。事實上，前線指揮員臨機把握作戰時機，這在戰爭中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考慮這些因素，就給彭德懷扣上“不經批准”的帽子，是有悖于常識的。

【深耕戰爭史，弘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