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麽一種觀點，認爲明朝由于文官系統的成熟，皇帝逐漸被架空爲“虛君”。相對弱勢的皇帝既難以號令官僚，也不能制止朝廷的黨爭、內耗，只能賭氣撒手或者坐視皇朝的衰亡。

這種觀點是不是事實，具體看看和皇朝權力緊密相關的政務處理就可以知曉了。明朝的政務處理流程，從時間上可以從“宣德十年正月”分爲前後兩個部分。

朱元璋關閉中書省以及取消丞相制度後，朝廷就失去了政務的“決策權”。此後所有政務處理均需皇帝參與才能完成（至少也需要皇帝最後拍板決策成旨）。這種政務處理方式，給明朝帶來兩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 宦官參政。

明太祖有沒有立“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的鐵牌，不確定。但宦官自洪武朝就活躍于政治舞台，是可以確定的。此後成祖授予宦官監察權、司法權，讓他們組建東廠監控皇朝。仁宗將宦官監軍制度化。宣宗更是在宮中系統培養宦官，以輔助自己處理政務 ……

宦官越來越全面地接觸政務，也意味著皇帝正用另一種方式來擺脫能力、精力對自己的限制，從而更多的操控皇朝權力，所以此時“虛君”是不存在的。

第二， 用祖宗成法圈限官僚。

太祖不厭其煩地制定各種祖制並強調不可改，“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被他壓下去的官僚重新擡頭進而侵蝕皇權。

洪武之後，皇帝和朝廷也從未把“尊祖制”當作忽悠人的口號。不然海瑞拿祖制搞事時，爲啥沒人敢擋他？不然弘治、正德、嘉靖、萬曆幾朝爲什麽不厭其煩地在洪武《諸司職掌》的基礎上修撰《大明會典》（相當于明朝的行政法）。

再加上明朝控制科舉學習、考試內容，進而對學子、士紳的思想進行束縛，恪守祖制成爲明朝社會中上層的核心價值觀。所以明朝那些官僚高舉“祖制、成法”大旗和皇帝唱對台戲時，他們不是想限制皇權，而是真的認爲自己在守護皇朝的根基（也可以理解爲奴化）。

宣德十年正月，朱祁鎮的登基讓明朝政務處理步入第二個階段。

不足八歲的明英宗沒有正常處理政務的能力，那怎麽辦，讓皇朝癱瘓還是向文官放權？太皇太後張氏的回答是 – 都不行。她推出了票擬批紅制度，將原本隱在幕後的內閣和宦官推到了前台。

奏疏（政務）首先流轉到司禮監，宦官根據事務的複雜度對它們分類。可以直接依朝廷規章辦理的，轉給對應的部司處理。其余的移送內閣，由內閣大學士給出處理意見。爲了獲取最佳處理方案，內閣一般會先找對應的部司商議（這一步叫“部覆”）。最後內閣在奏疏上附署正式的處理建議（另寫一張字條夾在奏疏裏）並轉回司禮監，即“票擬”。

奏疏回到司禮監後，宦官在皇帝的授意下對票擬給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複（明英宗親政前由太皇太後張氏負責）。如果“同意”則將內閣票擬原文（不能修改）用紅筆謄抄在奏疏後，即“批紅”，如果“不同意”則將票擬和奏疏退回內閣重新處理。

由上述流程可以看出張氏沒有向內閣、宦官，尤其是朝廷，直接分潤原屬皇帝的決策權，所有政務仍需皇帝拍板才能完成。她只是明確了宦官和內閣的“打工人”身份，這也是英宗及後世皇帝都原樣保留“票擬批紅”制度的根本原因。

一些朋友可能會說，內閣是站在朝廷官僚一邊的，而且內閣還握有可以對抗皇帝的封駁權。

明朝是有封駁權，但這項權力屬于六科給事中，而且明朝的封駁權沒有想象的那麽大。太祖授予給事中封駁權的目的不是讓他們看管自己，而是幫皇帝看管朝廷六部，“封駁奏章，朝政阙失，軍民利病”。有明一季，給事中封駁诏令、聖旨的記錄寥寥無幾。

內閣如果真想對抗皇帝，唯一的手段是不票擬將奏疏直接送還司禮監，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在正德、嘉靖兩朝都幹過這事兒。但是這種罷工並不能有效阻止皇權，因爲皇帝可以不依據票擬直接發出诏令、聖旨，即“中旨”。

明朝確實時不時就有官員以“內臣矯诏”爲由，推诿執行中旨，但這並不代表中旨在明朝就沒有效力或者無法執行。

例如憲宗跳過朝廷（不經吏部選拔、廷推和部議等程序）的傳奉官制度，就是通過中旨實現的。武宗爲了滿足自己的從征欲望，不僅通過中旨調派軍隊和物資，甚至都不知會朝廷和內閣。萬曆朝的礦稅使們能不顧朝廷反對到處刮稅，不也是因爲人手一份中旨麽 ……

至于說內閣站在朝廷官僚一邊，就要看怎麽解釋“邊”這個字了。

如果這個“邊”指的是科舉，那麽內閣確實是站在官僚那一邊，科舉進士能充斥朝堂的主要功勞就是內閣的（如李賢的官制改革）。如果這個“邊”是指權力派系集團，那麽內閣更靠向皇帝。

明朝有個專有名詞“閣部之爭”，內閣從誕生之初就開始爭奪、侵蝕六部權力（主要是人事權）。到了正德朝內閣這個“幕僚班子”已將六部踩在腳下，正德駕崩後選定嗣君，內閣別說商量連招呼都不跟六部打一下，搞得禮部尚書王瓊朝會時指著楊廷和鼻子罵 ……

內閣能贏的原因只有一個 – 皇帝支持，所以內閣站在朝廷官僚那一邊？萬曆朝內閣首輔王錫爵和吏部考功司主事顧憲成關于內閣和外朝的經典對話，更是表明了內閣和朝廷官僚之間的嚴重對立 ……

皇帝除了提攜內閣，也有很簡單的雷霆手段震懾內閣。

外朝官僚如果想搞垮內閣，不經長期准備是很難的。而皇帝想整垮內閣則非常簡單，正式拒絕內閣票擬即可。這種拒絕意味著皇帝不認可、不信任你的能力，臉皮再厚也沒法賴在位置上。

所以明朝的內閣大學士們爲防“觸雷”，在對一些重要事務的票擬前，都會通過宦官向皇帝傳“小紙條”（內閣揭帖），打探皇帝意思和口風，或者解釋自己的建議。獲取皇帝意見或許可後，方才正式票擬。而與之對應的，嘉靖朝內閣地位進一步提升後，內閣在票擬前基本不會再進行“部覆”操作了。

綜上可以看出，內閣誕生以及壯大後，明朝皇帝依舊沒有成爲“虛君”。即便是皇帝因自身懶惰或者信任，放手宦官、內閣處理政務，那也不是皇權被朝廷官僚架空。所以討論明亡原因時，就不要用“虛君”爲該負主責的皇帝遮掩了。

明朝中後期，皇帝之所以會給人一種“虛弱”感，更大的原因在于明朝皇帝的作繭自縛。

明朝皇帝想要最高效的行使手中的皇權，最佳工具不是內閣、也不是宦官，而是成熟健全並遍布皇朝的官僚系統。

原本明朝的官僚們沒有抗衡皇權的能力或手段，不說洪武、永樂肆意屠戮官僚，武宗、世宗不隨便就扒光上百官員的褲子打屁股？即便是到了皇朝末期，崇祯也一樣是想殺就殺。但是明朝皇帝們自己送給官僚一個武器 – 祖制。

明朝官僚和皇帝鬧得比較凶的幾次，全都跟“祖制”直接相關，如大禮議、爭國本、礦稅等。爲了穩固統治、奴化臣民，皇帝們自己把祖制搞成“天”。而當肆無忌憚的皇權被自己的“設定”阻擋時，能說自己是被官僚架空的“虛君”麽？

最後是部分崇尚極權的人過于高看皇權了。在他們眼裏極權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所以當明朝遇到問題時，他們就天然地覺得皇帝的權力不夠了，被架空成爲“虛君”了。只要朱元璋再世，立馬解決一切問題 ……

朱元璋是無法再世了，但有人能比他更集權。大清在勤政的愛新覺羅·弘曆統治下，是皇朝的頑疾被解決了，還是皇朝實力更上一層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