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谷，這片被譽爲“塞外江南”的地區，不僅以其郁郁蔥蔥的自然風光和豐饒的土地聞名，而且在曆史上也是一個戰略要地。這裏地處亞洲的心髒，東連天山，西接帕米爾高原，南望昆侖，北抵阿爾泰，是連接中原與西亞的橋梁。

正如俗語所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伊犁的地理位置賦予了它深厚的曆史意義和戰略價值。

自漢宣帝時期，中原王朝便開始對這一地區加強控制。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府，標志著中原王朝對這片邊疆的管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了唐朝，這裏更是設立了安西都護府，統領廣袤的西域至中亞地區，使伊犁成爲了連接東西方文化與經濟的重要樞紐。這些曆史事件不僅展示了伊犁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控西域者控天下”的戰略思想。

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沙俄帝國主義的東擴，伊犁的命運陷入了動蕩。沙俄的野心不僅僅是要擴張領土，更是意圖控制整個中亞地區的要道。

他們的策略是逐步侵蝕清朝的邊疆防線，而伊犁無疑是他們的首要目標。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和外交行動，沙俄不斷侵蝕這一地區的清朝影響力。

1860年，清朝在中俄北京條約中被迫割讓了外東北的大片領土，並且在條約中對外西北的界限讓沙俄有了更多的話語權。

更爲嚴重的是，1864年簽訂的《勘分西北界約記》後，伊犁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中原帝國的核心邊疆變爲了邊緣化的邊境地區。

在中國近代史上，孫中山先生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理念和戰略視野深遠影響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孫中山先生在考慮國家的未來布局時，提出了一系列建都方案，其中包括在武昌、西安以及伊犁建都的不同考量。這些選擇反映了他對中國地理及政治環境的深刻理解。

武昌位于漢地中心，交通四通八達，是天然的政治和軍事中心。西安則是中國曆史上多次建都的地點，位于國土心髒地帶，象征著統一與中央集權。

而伊犁的選擇則顯得更具戰略前瞻性，因爲它位于亞洲的心髒，從這裏輻射出去的力量能夠影響整個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

孫中山先生曾言：“謀大洲則建都伊犁”，這句話揭示了他希望通過控制伊犁來擴展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實現國家的戰略上升。

然而，孫先生的這一構想雖然理想雄心勃勃，但在現實中卻顯得過于樂觀。沙俄對伊犁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他們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和外交策略，將伊犁從一個中原帝國的核心地帶變爲了邊緣化的邊境地區。

這一地區的地理和政治環境已經大爲改變，不再適合作爲一個國家的都城。俗話說，“居安思危”，在伊犁的安全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之前，建都于此無異于引狼入室。

伊犁在沙俄控制下的安全隱患和戰略劣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建都于此，不僅要面對來自強鄰的直接威脅，還可能成爲國際爭端的焦點，這對于新生的共和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伊犁河谷的邊境化是其曆史地位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沙俄的策略性侵占不僅改變了這一地區的地理戰略位置，而且對整個地區的政治格局産生了深遠影響。

曾經的交通要道和文化融合地，如今變成了戰略防線上的薄弱環節。俗話說，“鞭長莫及”，伊犁的邊境地位使得中央政府難以有效地進行管理和防禦，增加了國家治理的複雜度和安全風險。

對伊犁作爲都城可能性的重新評估，凸顯了它的不適宜性。首先，作爲都城，伊犁的邊境地位使其容易受到外來侵擾，這對國家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

其次，從戰略角度來看，都城應位于國家的核心區域，以便于政府更好地管理和發展國家。

伊犁的位置雖然在地理上接近多個重要區域，但其邊緣性質和安全局勢的不穩定，使其難以承擔國家中心的重任。

因此，考慮到國家安全和地理政治的現實情況，提出更合理的國策建議顯得尤爲重要。一個國家的都城不僅要考慮地理位置的戰略優勢，更要考慮到安全、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國都的選擇應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的需求，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繁榮。如古語所說，"安邦定國，首在選址"，選擇一個合適的首都地點是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