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口衰退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這件事本身，我們如今已經沒有太多分歧，幾乎所有人都同意，人口的下降會對社會、經濟産生一系列不可預料的影響，但問題在于，這種影響到底有多大？

從2022年開始，我國人口首次直面下降，拐點比許多社科院乃至人口專家預測來得更快、更突然，這種危機初現的感受變得更加強烈了。

更不用說，統計局和公安部之間對于人口統計之間的巨大差值，當然這也是滯後性導致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人口問題的認識性，我們是否還足夠全面，這也涉及到未來我們對刺激生育這件事的力度。

隨著一個老齡化社會的不斷到來，如何應對人口萎縮導致的老齡化，不僅僅考驗著我們的智慧，甚至還考驗著我們的原則。

這是一個兩全難其美的問題。

人口問題，必然會在未來考驗著我們的決策優先級，例如，如何滿足照料幼兒和照料老人的不同需求，又比如，是優先把錢花在健全社會福利保障上，還是優先把錢花在經濟建設上？

過去我們可以說一切以經濟發展爲優先，但隨著一個社會裏的老人越來越多，在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老人占社會占比越來越高的時候，他們的養老保障應該怎麽辦？

是不是應該讓這些老人占據更多的社會資源？

如果是，財政上的缺口又該如何填補？

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曾說：“人口問題是未來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視的問題。”

之所以是人口問題最重要，那是因爲現代商業社會擺脫了對土地的依賴，土地的大小再也不是人口資源增長的唯一瓶頸，通過全球化的貿易，人口可以實現爆發式增長，而不用擔心餓死人的情況出現。

這杜絕了戰爭頻發的可能性，但同時人口也成爲現代社會最寶貴的資源，沒有之一；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現代商業社會人類離不開工作，離不開收入，更離不開消費，而這些才是一個經濟體源源不斷增長的動能。

到今天，回頭再看當年的計劃生育措施，客觀上來說，在人口問題上的調頭和轉向，的確是有一點點晚了，但考慮到我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任何決策也必然需要考慮到雙方因素的反映。

亡羊補牢，爲時也不晚。

從2016年取消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措施，允許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後，再到2021年允許生育三個，這件事本身看起來是放開了，但似乎還是在“計劃”之中。

生育作爲人類基本的繁衍能力，它能不能被計劃，以及被計劃之後又會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社會，這是不言而喻的。

計劃生育的影響，恐怕不是簡單數十年就能夠過去的；王小帥導演的電影《地久天長》講述了計劃生育時代，一對夫妻因爲意外懷孕二胎被迫打掉，結果第一個孩子又溺亡的故事。

事實上這部電影背後透露了我國另一個隱形群體，那就是大量的失獨家庭，他們人到中年甚至老年，卻又因爲一個孩子因爲這樣或那樣的意外死亡，導致老無所依。

根據一些機構的調查，我國失獨家庭已經超過100萬個，失獨女性也多達288萬人，所謂的失獨，就是指的那些因爲被拐賣、子女失蹤亦或是獨生子女死亡等等，而失去後代的家庭。

由于喪失了生育能力，或是活在過去，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也極有可能在未來，成爲老齡化社會中的一個不確定性因素。

如何贍養越來越多的老人，以及如何鼓勵夫婦生更多孩子，已經有許多專家甚至是學者給出過很多建議，例如任澤平就認爲要制定更積極的策略，包括生育補貼、更長的産假和陪産假，以及加強對職場女性的權益保護。

這些東西說到底，依然還是屬于社會福利的範疇。

既然是福利，必然就需要一個充足甚至是充沛的財政，才有這個能力去支持。

但是，單就以地方來說，他們可能目前並不具備這個實力，這也導致當下針對刺激生育方面真正有力的措施，其實並不多。

很多人說，這個問題應該由國家牽頭，但問題在于，考慮到我國龐大的地域之間的經濟、收入差異不均，如果以國家牽頭，生一個娃應該獎勵多少錢？

在偏遠的山村地區，5000元可能就是一個農村家庭一年的開銷；但在一線城市，5000元可能僅僅只是一個月的開銷。

這件事，更多還需要地方因地制宜。

但地方沒錢，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自房地産開始陷入疲軟之後，地方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土地出讓金就大減，在地方債務這一重壓之下，要想在這個基礎上去承擔刺激生育的重擔，的確壓力很大。

因此，自2021年放開三胎以來，我們看到對刺激生育現金補貼力度最大的，往往都是經濟相對較好的省份，例如浙江上海廣東等地。

而人口這個問題，還面臨著“囚徒困境”；眼下地方財政有壓力，難以給出大規模的刺激生育激勵，那麽長遠來看，壓力大不大呢？可能會更大。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的下降，未來的財政壓力只會更大，老人要不要養，僅靠獨生子女能不能養兩個老人？疾病、意外怎麽辦？

這些問題，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困擾著我們，尤其是今天農村人口大幅下降的情況下。

千萬不要小看農村，農村其實是人老了之後，養老戰略地帶一個極大的緩沖；過去的農村老人，70後兒女們在外賺錢，老人們在家務農，順便帶帶孫兒輩，一年到頭其實花不了多少錢，米面糧油都是自産自用，甚至還能賣一些錢。

這個時候，養老對那些70後來說，壓力並不大，尤其是這一代70後幾乎都是好幾個兄弟姐妹，加上他們的父母基本上可以依靠農田自食其力，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養老的問題。

因此，我國農村地區的養老基本上是由自己+兒女幫扶構成，在這個過程中，財政的壓力並不大。

但今時不同往日了。

今天的70後面臨退休，他們所處的時代和觀念，早已經不同于他們的父輩。

最早，引入市場經濟的第一個十年裏，當時的我們以發展爲重，不再投入資金創建範圍更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隨著90年代國有企業革新，當時差不多有一批體量的人失去了工作。

隨後，一個新的養老金體系出台，用“三個支柱”去覆蓋我國大部分人口；第一個支柱是強制性的公共計劃，參與人數最多，超過了10億人，今天一些農村老人拿到的數百元養老金，就在于此，也包括我們所購買的社保。

第二個支柱就是基于雇傭關系的，企業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參與，覆蓋的人較少；最後一個基于自願，就是個人養老金賬戶。

個人養老金于2022年出台，隨著養老基金池面臨更多壓力，個人養老金也開始承擔部分稅務減免的作用，以刺激人們購買。

個人養老金目前在數十個城市試運行，它出現的背景是我國人口曆史上第一次出現萎縮，這是一次標志性的事件。

養老金問題，關乎著我國老齡化群體未來的養老生活；但養老金本身的傾斜也較大，2022年，全國公共就業養老金平均每月約3000元左右，但基本國家養老金每個月只有一百多到兩百多，全國最高的是上海，在一千多元。

而後者眼下所覆蓋的人群，在已經退休的老人中，應該是最多的。

換言之，至少有超過50%以上的老人，每個月領取的養老金只有數百元，嚴重不足，依賴家庭或自己謀生。

而地方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差異，也決定了養老金的未來；在經濟繁榮地區，最高可以達到八名繳費者供養一個退休老人，但在經濟較爲落後的地區，差不多是兩個繳費者供養一個退休老人。

隨著養老壓力的增加，專家也開始呼籲年輕人要存錢，並參加個人養老計劃。

有一位教授敦促年輕人放棄每天喝咖啡，把喝咖啡的錢投入到基金裏；還有人警告年輕人，到年老時，基本養老金將不足以維持生活。

和未來的擔憂相比，眼下的失衡問題可能還更大；例如有的老人僅僅是一個月的退休金，已經超過年輕人的薪水，更高者甚至可以達到兩倍以上。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我國的養老金也連續上漲了十八年，養老金上漲，對已經退休的群體來說當然是非常友好的。

但同時，上漲的幅度越多，對未來的存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老齡化的壓力，其實就是來自財富，來自財政，只有穩健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路徑，可能才能夠最終去解決普通人未富先老的問題。

至于刺激生育，在眼下來看，它的難度可能不亞于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