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諸葛亮是最難寫的，他在國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忠貞不二，鞠躬盡瘁，其人格魅力當獨步天下，一部《三國演義》將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撥到了無限高的地步，加之曆代文人墨客的歌詠，以及那絕世鴻文“出師表”，使諸葛亮偉岸的形象深入人心。

學曆史看重的是正史，其它的只能作爲參考，那麽作爲正史，《三國志》是可信度最高的，在前期，諸葛亮的功績和戰略高度，肯定是一大亮點，但在後期我卻有點暈忽了，我是一直沒弄明白，在魏蜀吳三國中，這蜀是最爲弱小的，緣何一直要北伐北伐的，以卵擊石，自取其敗。

大家都知道這三國指的是魏蜀吳，但卻很少有人覺得，這三個國家的名稱其實是有些怪怪的，魏和吳是延自開始的魏王和吳王而建的國號，是一個國家的名稱，而這蜀卻怎麽看都是個四不象，它是一個地域名稱，而不應該是一個國家，劉備稱帝時，用的國號是“漢”而不是蜀，也就是說，比較合理的稱呼應該叫“蜀漢”才對吧。

既然叫“漢”，那麽肯定是以漢家正統自視，其它都屬“僞”之範疇，當伐而滅之，這是諸葛亮至死不渝的方針，也是他的夙願，更是他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體現，然而，後期三國鼎立中，這蜀是最弱的，卻在八年中六出祁山，堅持北伐，把個國家弄得來民疲民窮，怎麽說都有些不識時務的感覺。

北伐能否成功，諸葛亮也是沒有把握的，他在給劉禅的上言中也說道：臣只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打無把握之戰，按說不是諸葛亮的風格，那爲何還要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呢？清人劉獻廷給出的理由我認爲是最爲合理的：“孔明之出祁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入始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

這也就是說，這北伐乃是無奈之舉，不如此，即使想維持這三國鼎立的現狀都是不可能的，攻，或許有成功之希望，守，只能是坐待國亡。時間拖得越久，兩國的國力差距越大，所以，這就是諸葛亮頻頻北伐的根本原因。

對于北伐，蜀中盡管劉禅全力支持，但卻也是勉爲其難的，心中也是充滿著怨恨，從諸葛亮死後不准立祀祭拜就可見一斑，繼任的蔣宛、費袆在其死後立即停止北伐，取守勢也說明當時的大勢。

“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杜甫的一首《蜀相》爲諸葛亮贏得多少同情的清淚，但諸葛亮後期的失誤卻也是相當明顯的，首先是在用人方面，他身爲手握軍政大權的重臣，事無巨細必躬親爲之，沒有選拔人才和發揮盡人之能，事事插手，件件操心，這實際上是極不正常的理政方法，從而也造成了“蜀中無大將，廖化爲先鋒”的局面。蜀漢集團由曾經的人才濟濟到後期的人才凋零，注定了蜀漢的滅亡。

在治理國家方面，他只能做到以律已來服衆，只想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來影響臣民，其實，這除了個人的品格得到大家的認可外，其它並無多大效果，想要讓大家見賢思齊，怕是太想當然了，因此，在諸葛亮生前尚能憑個人威望對朝野有震懾之作用，一旦離世，整個蜀中便離心離德，文武對立，幸而那被誤讀千年的劉禅還有點能力，大權在握後，立即調整了諸葛亮的政策，推行自己思之已久的治國方略，從而使這蜀漢又逐漸地恢複了元氣。

作爲一個外來政權，想在這異地長治久安，那是很不容易的，三國時期最突出的矛盾是軍閥和門閥的矛盾，也就是外來強權同士族的矛盾，這點劉備看得是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劉備托孤是托于諸葛亮，其實不然，托的是諸葛亮和李嚴，李是蜀中士族的代表，劉備是想重用這兩人來平衡蜀中之勢力，以保蜀漢能長治久安，乃至于恢複大漢。但後期的諸葛亮打壓李嚴，獨攬大權，從而造成外來勢力同地方勢力的尖銳矛盾，隨著劉備帶來的老臣漸漸老去，外來勢力逐漸衰弱，最終也就難逃覆滅的結局了。

我們崇拜諸葛亮，不僅要學習他的優秀品質、也要從他的錯誤中汲取經驗教訓，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吧。

史家對諸葛亮的評價一直是很高的，但也有不少不同的聲音，其中當數宋司馬光爲最：“諸葛亮自負才能，逆天而行，自取敗之也”。對此我是不太同意的，諸葛亮後期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有很多事也不是靠他一人之力能完成的，有點象張孝祥在《六州歌頭》中所說的那樣：“殆天數，非人力”。也許，最懂得這諸葛亮的還是諸葛亮的好朋友司馬徽：“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此言我深以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