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北京十三陵景區內，從明成祖朱棣的長陵，到明熹宗朱由校的德陵，相互之間的距離並不算遙遠。唯有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檢的思陵，卻淒淒慘慘地偏在一隅，看上去與其他十二座皇陵格格不入。

身爲亡國之君，怎麽還會有陵寢？畢竟清末帝溥儀、宋末帝趙昺、金哀宗完顔守緒、遼末帝耶律延禧、唐末帝李柷等人，可沒有人再爲他們修建一座帝陵。然而也正因爲是亡國之君，崇祯帝的這座思陵，破天荒地成爲了皇帝、皇後以及貴妃的合葬陵，甚至于陵園內還有一座陪葬的宦官墓。

在今揚州東關街東首的南側，原有一條田家巷，因爲崇祯帝田貴妃出生于此而聞名。

據崇祯四年（1631年）進士楊士聰所著的《玉堂荟記》記載，“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爲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遍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而且她從小就被培養讀書畫畫以及音樂的技能，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揚州瘦馬”。

之所以要提到田氏，因爲思陵的開端就來源于她。

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十五日，皇貴妃田氏薨逝。崇祯帝朱由檢大爲哀恸，一面爲田氏辍朝三日，一面又將其追谥爲“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

田秀英

在禮部報上來的七十七名候選女子之中，老太妃妃劉氏選中了原籍蘇州府吳縣的周氏爲信王妃，而才貌雙全的田氏僅僅成爲了信王侍妾。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駕崩，年僅二十三歲。因其無嗣，故而信王朱由檢于二十四日，以“兄終弟及”的方式入繼大統。

即位之後，朱由檢冊立信王妃周氏爲皇後，封田氏爲禮妃，又將東六宮之一的永甯宮更名爲承乾宮，以供田禮妃居住。田氏的出身很可疑，但她也因此有才女的美名，素來深得崇祯帝朱由檢的寵愛。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田氏被冊封爲貴妃，在宮中的地位僅次于周皇後一人。

朱由檢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朱由檢進封田貴妃爲皇貴妃，讓她搬往啓祥宮，稱東宮皇貴妃。只可惜至此之後田皇貴妃便疾病纏身，終于在次年香消玉殒。田氏共四子：永王朱慈炤、悼靈王朱慈煥、悼懷王朱慈燦及皇七子，但只有永王一人存活。田氏薨逝後，崇祯帝將她的畫像放在長椿寺內供奉，可惜日後毀于兵火。《陶廬雜錄》記載：“長椿寺舊藏明慈聖李後、孝純劉後、田妃三像。兵火後，孝純像僅存。”

出于對田氏的寵愛和思念，崇祯帝沒有將她葬于金山，而是在天壽山內爲其選了一塊吉壤。然而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曆經一年多的施工，墓園地宮才堪堪完成。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田氏入葬天壽山墓園。

崇祯帝與周皇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義軍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走投無路，只得讓周皇後先行自盡殉國。然後帶著宦官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園），于十九日清晨自缢而死。王承恩忠心耿耿，也在崇祯帝前跪缢而死。

直到三月二十日午間，朱由檢的遺體才被發現，當時他身穿藍色道袍，右腳穿著襪子和紅方舄，披頭散發遮住了面目。李自成命人用兩扇門板裝著崇祯帝和周皇後的屍身，在東華門一側停靈，“二十三日辛亥，殓先帝、先後于東華門，梓宮二，先帝用丹漆，先後用黝漆；加先帝翼善冠，滾玉滲金靴，先後袍帶亦如之，同移庵內。”文武大臣中來此哭拜者不過寥寥三十人而已。

思陵

由于朱由檢生前並未修建陵寢（據稱是因爲在天壽山找不到吉壤），而誠意伯劉孔昭爲皇帝選的吉壤又遠在薊州鳳台山（今河北遵化清東陵所在地），李自成思來想去，決定將崇祯帝後葬于田貴妃墓中。

三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的順天府官員命人打開田貴妃墓室，于四月初四日將崇祯帝後葬于其中。由于囊中羞澀，朱由檢的葬禮總共只花了三百五十千文（約合二百三十三兩白銀），而且全由昌平州的官吏募捐而來，這位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就此草草下葬。

清朝的修繕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大軍在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以及清朝攝政王多爾衮的夾擊之下，潰敗于一片石主戰場。當月三十日，李自成撤出北京，清軍則在五月初二日正式占據京師。

清軍入關之時，打著爲崇祯帝複仇的旗號，故而在占據京師之後立刻爲朱由檢發喪三日，並爲其上尊谥曰“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廟號“懷宗”，陵號“思陵”。據史書記載，當時思陵之中一共有三塊神主牌位，其中朱由檢居中，題爲“大明懷宗欽天守道敏毅敦儉揆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周皇後居左，題爲“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天配聖端皇後”，田貴妃居右，題爲“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

由于思陵的前身只是貴妃墓，相對來說規制狹隘，于是順治帝一面下旨以禮改葬崇祯帝，一面又對思陵地面建築進行改建。然而此時已經改朝換代，前朝皇帝的陵寢，實質上並沒有人當一回事，所謂“故君之事，既無賞可冀，又無罰可畏”。

曹化淳

前司禮秉筆太監、東廠提督、總提督京營戎政的曹化淳是朱由檢在信王府便陪伴在他身邊的親信太監，甲申之變時早已退休六年之久，東林黨人還是將獻門的罪名扣在了曹公公頭上。此時，順天府楊博、宛平楊時茂等分別上疏參告曹化淳“開門迎賊，賊入城，挺身侍從，今清入都，又複侍從，此賣國亂臣，雖萬斬不足服萬民心。”曹化淳上疏辯誣，奏辯甚力。奉旨：“曹化淳無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琛，該部知道。”甲申之後，啓門之說，仍廣爲流傳。曹化淳閱讀南方傳來的野史筆記時，見仍有“捏誣之語，”深恐“流傳既廣而秉筆者不加確察，便成無窮之穢”，遂于康熙元年（1662年）去世前作《被誣遺囑》及《感懷詩》四首，並抄錄舊稿《記事俚言》和《剖陳疏稿》、《告歸底冊》，分發給諸子侄。《被誣遺囑》及《感懷詩》，經曹氏後人傳承抄錄，仍保存完整。《遺囑》較長且爲文言，《感懷詩》情真意切，憤懑與無奈溢于言表。如《忽睹南來野史記內有捏誣語感懷》詩：“報國愚忠罔顧身，無端造誣自何人？家居六載還遭謗，並信從前使不真。”在聽說思陵進度緩慢之時，曹化淳于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予以催促，而順治帝立刻朱批，要求督修官員不得推诿：“思陵作速經營，已奉有旨，該監何得玩泄？冉維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開隧道，其余俟來春報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

經過順治帝的嚴旨切責之下，思陵的營建工程終于在順治二年（1645年）九月竣工。此時平西王吳三桂捐銀一千兩，外加此前剩余的銀兩，清廷在思陵內又爲崇祯帝修建了香殿。

到了順治十六年（1659年）的時候，清廷終于發現當年爲崇祯帝這個亡國之君上廟號，似乎是一個笑話，于是在當年十一月宣布革去“懷宗”這個廟號，改谥朱由檢爲“莊烈愍皇帝”。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所引《肅松錄》的記載來看，此時思陵碑亭內崇祯帝的谥號已經改成了“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

乾隆十年（1745年），刑部左侍郎錢陳群發現思陵年久失修，搬出當年順治帝的聖旨，請求清廷對其進行修葺。乾隆帝同意了錢陳群的請求，命直隸總督那蘇圖督辦改工程，費銀一萬三千余兩。

而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時候，清廷再次對十三陵展開大規模修葺。在這一次工程中，思陵陵門改造爲硬山頂式的三間門樓，享殿也變成了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的單檐歇山頂式建築，和原先相比也算是大爲改觀。

思陵

此外在明清易代之際，不少文人學者並不以思陵指代崇祯帝陵寢，而是將其稱爲“攢宮”。意思就是國恨家仇未報，崇祯帝現在的棲身之所，並不能被認作是正統的帝陵。就像當年南宋稱臨安爲行在，諸帝陵爲攢宮一般：“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殺，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

拿規模宏大的明成祖長陵、明世宗永陵以及明神宗定陵來和思陵相比，自然不公平。成祖是盛世之主，世宗和神宗一個在位四十五年，一個在位四十八年，陵寢耗資巨大，在整個十三陵都是出類拔萃的存在。但是即使是和此前占地面積最小的明宣宗景陵相比，思陵也要寒酸落魄得多。

從風水學上來說，如果把標准降低到貴妃墓，思陵雖然穴局左右不對稱，來龍又是支脈下脈，但是局美砂美，也算是中上格美地。但如果拔高到帝陵，自然是遠遠不能合格。然而崇祯帝作爲亡國之君，身後居然還有一座相對完整的陵園，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思陵

清朝滅亡之後，由于連年混戰，外加思陵不像其余十二座帝陵那般有充足的防護措施，故而屢被盜掘，估計崇祯帝、後以及田貴妃都已經屍骨無存。

另外再說一句，對于慨然殉國的王承恩，清廷給予了相當的禮遇，不但將他葬在思陵門外，其碑文還由順治帝親自撰寫，褒獎他“貞臣爲主，捐軀以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