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三十年三月，有福建十大才子之稱的陳安，被朱元璋親自欽點爲春榜狀元。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陳安天子門生身份僅僅到手二十天，還沒來得及衣錦還鄉，他就被朱元璋下令處以車裂酷刑。這是爲什麽呢？

昔日龌龊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科舉起于隋唐，卻于明朝發揚光大。

大明公司認爲只要把那些讀書的聰明人都弄到體制內，自己親自管。下面即便有幾個不聽招呼鬧事的，沒有智多星，最多也不過是烏合之衆瞎胡鬧。

所以，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大開科舉，實行擴招。並分南北考場。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擠破了頭。當官就是目標，人生從此有了意義，專心以讀書爲業。

對學子而言，從秀才到舉人，最後進入國考會試，狀元就是目標，雖說文無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狀元也是人，都是寒窗十年苦讀，憑什麽不是我？

但狀元産量很低，三年才有一個，據統計，明朝276年的曆史中，僅有90名狀元，不足百人。即便在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裏，也只有楊慎一人摘得過狀元的桂冠。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科舉會試如期而至。在朱元璋的反複篩選下，最終確定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王府紀善白信蹈擔任正副主考，主持此次重要考試。

一切都按照既定計劃有序推進，考試結束，宋琮等五十一名學子高中。三月，經過朱元璋親自廷試之後，最終欽點陳安爲狀元、尹昌隆爲榜眼、劉仕谔爲探花，並發榜公示。

因爲發榜時爲春季，故稱爲春榜。

然而，放榜才短短六天，就有眼尖的人，發現春榜中五十一名考生全部來自南方。此後，春榜改成南榜。

于是有北方學子闖到禮部，擊鼓鳴冤，狀告主考官劉三吾偏袒南方考生。而更有一些北方考生，在南京街頭沿路揭發黑幕，甚至當街攔住官員的轎子，哭訴冤情。

傳言隨之四起，有說主考收受賄賂，有說他們搞地域歧視，各種說法讓考官們無言自辯，而接訪的朝廷也應對不暇。

于是，會試不但不能按期收場，反而要面臨著一場悄然醞釀的風暴。

其實，考成這個結果，從根本上講，責任者並不是主考官，更不是朱元璋。因爲按照當時的曆史條件，就是這麽個現狀。南生太強，北生太差。

明初的北京、西安，就是邊疆，飯都吃不飽。別說985、211，上課老師都不一定有。蒙古人整天在家門口轉悠，鬼知道那堂課，就成了最後一課。能堅持學下來，已經不易，想學精學深，確實是有些難。

而江南家境富余，又無戰火之虞。宋濂、劉伯溫這樣的大儒，哪個縣沒有幾個。風聲雨聲讀書聲，敲黑板，劃重點應有盡有，江南的學子在這樣的環境下，出幾個江南四大才子，哪都不叫事。

所以，江南的學子和北方的學子，雖說大家都是在四書五經裏鑽研，然而在家教、私塾、書院的保障下，江南學子想不成爲優等生都難，而戰火中讀書，自學中成長的北方學子個個也都是好學生。

但是優等生一定是好學生，而好學生卻不一定就是優等生。

在一片質疑聲中，事兒鬧到朝堂，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關切。十多名監察禦史上書，懷疑科舉考試存在舞弊問題，要求朱元璋徹查此事。

在整個科舉曆史上，北方士子一人未錄，實屬罕見。

朱元璋看到這樣的結果，也感到意外。爲了給各方一個交代，朱元璋做出了妥協。

三月初十，他正式頒布了诏書，組建了一個特別的調查小組。這個小組由侍讀張信和已經是狀元身份的陳安等12人組成。要求于落第試卷中，每人再各閱十卷，增錄北方人入仕。

然而，調查小組不知道是沒領會領導意圖，還是他們只堅持心中的道。不唯上，只唯實。認爲只要沒錯，就不該爲了平息風波，而做出退讓。

經過數天複核，調查組于四月底得出結論，一致認爲北方學子學文見識，不僅差強人意，甚至還有言辭觸犯禁忌。而南榜的五十一人則完全基于才學錄取，沒有任何問題。

結論清楚，表述無誤。但卻再次在朝野間引起軒然大波。北方士子對這一結果，同樣難以接受，因爲這幾乎就是說，他們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

一時間，北方籍文官們義憤填膺，不但對劉三吾、張信等人進行嚴厲指責，還聲稱劉三吾、白信蹈私下指使張信等人，刻意提取差卷複核，只爲貶低排擠北方考生。甚至有人表示要辭官歸鄉，以示抗議。

南北學子之間的爭議，無非是學識、學術、學派之爭，對于朱元璋而言或許並不算大問題，但北方士子的不滿卻讓朱元璋有些緊張。

洪武年間，北元朝廷還沒有徹底解決。元朝的統治影響也未完全消散，雖然元朝一共沒組織幾場科舉，但每次考試，按照四等人制度，北方漢人們中考入仕的機會反而比南人學子還大一些。

但在明朝初期的科舉考試中，由于經濟文化水平實在差的有點多，南方士子日漸占據了優勢，而北方士子卻很少再有人能通過考試。

這種情況下，許多北方士子不是不想做官，但拼不過的現狀，也讓他們心灰意冷。但是讀書人的臉面還是要的，所以，“多有不欲仕者”“以不忘故國也”之類，就常挂在嘴邊。

劉三吾，茶陵人。元末曾任廣西提學，《大诰》序作，主編《寰宇通志》，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爲“三老”

爲人慷慨而胸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史學家評價他不同于宋濂，卻渾厚過之，不如劉基，卻質直過之，不如詹同，卻事功過之。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

此次，選擇他爲主考，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也是朱元璋對這次科舉的期望。明洪武三十年的丁醜科會試盡取南方士子，純屬偶然。朱元璋對此心知肚明。而劉三吾主持會試時，也已年過85歲。

事實上，劉三吾如果真的世故圓滑，他大可不必非要據才學錄取，隨手勾選幾位北方士子入科，就都相安無事了。

可劉三吾偏偏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位坦坦翁看來，科舉就得憑試卷說話。

可是對于朱元璋來說，還有比原則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政局的穩定。

朱元璋感到憤怒，劉三吾、張信是否真的徇私舞弊倒是次要，而是他們不能領悟他的苦心。更爲了所謂的“風骨”，而置江山社稷于不顧。所以，朱元璋雖了解全部事實真相，但卻並未認可調查結果。

五月間，他突然下诏，指責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爲“藍玉余黨”，並揪出了劉三吾10多年前爲胡惟庸鳴冤的事實，認定他爲“反賊”，發配西北。

張信更慘，他被告發曾得到劉三吾授意換卷，而被淩遲處死。

新科狀元陳安也因複審時，沒有明確批語，被定爲“有惑聖覽”，判處流放，終受牽連被殺。

所有，涉案的官員大部受到嚴懲，只有戴彜、尹昌隆二人免罪，因爲他們在複核試卷後所開列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

此後，朱元璋親自下場主考，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考生，狀元韓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勝成爲新的天子門生。

因此次錄取考生全是北方人，故又稱北榜。他們是科舉的新寵，是北方學子鬥爭的結果，但無疑也是踩著陳安等人屍體才上的位。

南北榜案終于畫上了句號。從政治視角來看，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政治平衡的需求，同時也體現了朱元璋一貫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政策。

此後明朝科舉一直沿用分地選士的新路子，後來幹脆把它形成了制度。不但保持了國家各行政地區政治力量的相對公平，而且帝國的團結力也得到了強化。

但南北榜劃分後，明朝官場中的官員關系呈現出一些新趨勢，除了以往的師生關系，鄉黨關系，同榜的考生之間也形成了拉幫結派的現象，並成爲官場的一種常態，也爲明朝後期的黨爭埋下伏筆。

明朝是一個開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發言。激揚文字、批評皇帝，彈劾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過了頭，就是問題了。風聞奏事，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在明朝都是小兒科，言官只負責上書，真假對錯，全由皇帝自己判斷，就是錯了，自己也不用負責任。

所以，像南北榜這樣的案子，朱元璋心裏是清楚的，但是，科舉也有政治屬性。既然是政治問題，幾百人來考了一回，名額就這麽多，告狀的也這麽多。不給個說法，也是不行的。

狀元是稀有品種，陳安中了是幸運。但是，如果沒中狀元，他就不會丟了性命。

所以，南北榜事件，真正的原因，雖然可笑，卻很真實。

但對明朝政府而言，這實在不是什麽大事。

既然不是什麽大事，自然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爭議、誤解、謎團。

然而無論大小，曆史上確實存在過這樣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