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印發通知，對社會事務進校園進行規範，從而爲中小學教師減負。通知既在宏觀層面提出整治無關活動及過程中的形式主義等目標，也在操作層面提出了進行審批報備、建立白名單及建立監督長效機制等具體舉措。

近些年，爲中小學教師減負成爲政策關注重點：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幹意見》；2021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做好2021年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有關工作的通知》；2022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布《關于禁止向學校攤派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漲粉”“評比”“推銷”等指令性任務的通知》等。

相關文件高頻出台，一方面說明中央和主管部門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與複雜性。我們看到，出台這些文件的部門，幾乎涵蓋了與教育相關的部門與機構，包括教育部、國務院教育督導辦、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辦公廳，這次則是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

解決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在于有的機構和個人將學校納入行政與社會管理系統，賦予其協助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角色與功能。其中既有形式上的，就是通知中所說“重留痕輕實效的形式主義”，也有實質性的，比如有的地方爲了完成新農合繳費的任務，對有孩子在中小學上學的家庭，就通過孩子的老師或班主任給他們施壓等。

在有的職能部門看來，學校在解決一些涉及家長的問題時，是一個可靠又高效的幫手——家長基于若不配合老師的訴求孩子在校可能受挫或被打擾的顧慮，通常會對老師提出的要求積極配合；而學校基于自己在行政體系內相對非強勢地位，以及在很多具體問題上有求于職能部門的現實，也往往對拒絕這些不合規也不合理的要求心存顧慮。

而對于學校參與這些社會事務的邊界，相關的法律法規的界定有待進一步清晰。《教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幹涉”。但這些社會事務是否構成對教學活動的非法幹涉？或者說哪些構成哪些不構成，並沒有相關部門的權威解釋。

而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在不影響教學活動的前提下，應當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這裏用了“應當”一詞，意指法律上的義務，但設置了一個“不影響正常教育教學活動”的前提。到了什麽程度算是影響？“社會公益活動”範圍幾何？與前一條一樣，這一條也有巨大的法律解釋的空間。

此外，由一個部門提出、其他部門配合行動的落實效果，彈性較大，很多時候取決于此事在地方政府問題清單中的位置排序，以及與此相關的問責的嚴厲程度。排名最靠前的，是那些“一票否決”的事項，比如安全責任事故等，然後是與發展相關的事項，比如大的項目招商等，像教育這種短期內難見明顯效果的事項，可能很難跻身問題清單的前列。

要想在這一問題治理上真正見成效，就要將其排序前移，至少要將對中小學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到超過那些隨意進校園的社會事務，特別是那些本身與教育毫不相幹、只是想利用學校對家長的影響力解決自身難題的事務。

治理的整體思路與具體路徑，都已在《通知》中有清晰體現。首先，對那些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活動，以及過程中重留痕輕時效的形式主義，堅決予以整治；其次，對那些確有必要的活動，可根據工作實際進行整合，嚴控活動範圍和時長，減少對教學的影響；其三，在具體操作中，建立健全審批報備制度，建立白名單，並向社會公布；最後，通過檢測、核查、通報等方式，建立監督管理長效機制，常態化規範這一工作。

另外，讓審批和監督的結果進入對職能部門和官員的評價體系，可能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應有之義。

當下，校園內正面臨不容忽視的內部壓力，比如學生心理問題、校園霸淩、留守兒童問題等，不能再讓外部的無關事務幹擾本就不輕松的老師們。

發于2024.5.13總第113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爲教師減負，中央再出手

記者：韓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