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時任中央副主席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康生病逝于北京，作爲黨內排名第四的人物，中央對康生的喪禮非常重視，天安門廣場降半旗致哀，由小平同志主持追悼會，葉劍英致悼詞，悼詞中，康生獲得了“無産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等稱號。

令人沒想到的是，僅僅五年，對康生的評價卻出現了大反轉，“迫害狂”、“野心家”成爲他的新稱號，悼詞被撤銷，骨灰被移出八寶山，還被開除了黨籍，今天我們就來說一下康生的故事。

康生可以說是一名老資曆了，他是上海大學的高材生，1925年就加入中國共産黨，早期主要活躍于上海與江蘇，擔任上海滬中、閘北、滬西、滬東等區區委書記與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務。

那康生是什麽時候崛起的呢？

大概在1930年左右。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李立三的提拔下，康生在1930年調任中組部秘書長，開始從地方進入中央圈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上，取得共産國際支持的王明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黯然退出中央政治局。

令人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康生便取得了王明的信任，不僅當選爲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了中組部部長的職務，1934年更是在沒有參會的情況下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此時的康生已經跻身中央權力核心圈，達到其人生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高峰。

1937年11月，康生與王明、陳雲回到延安，當時康生還是王明的追隨者，有一次，康生陪王明到棗園給敵區幹部訓練班作報告，經帶頭讓學員高呼：

“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

經過幾個月的觀察，康生發現毛主席在延安的威望很高，王明根本就不是毛主席的對手，于是康生便轉向支持毛主席，很快獲得了主席的信任，得以出任中央黨校校長。

此外，康生還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等職務，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中擔任中央學委副主任，搞了一個“搶救失足者運動”，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此時的康生可以說是“紅極一時”，達到其人生的第二個高峰。

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康生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七大”之後，康生便“失寵”了，被派往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做土改工作，不過，此時的康生仍然是被信任的，因爲他在土改的過程中帶了一個人，他就是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

1949年3月，康生被任命爲中央山東分局書記，隨後又當選爲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並兼任山東軍區政委，與許世友進行搭檔，此時的許世友是山東軍區司令員。

不過，當時康生基本處于休養狀態，基本上不怎麽管事，相對來講，這應該算是康生人生中的一個“低谷”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康生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重新回到中央核心圈子，1959年，康生當選爲全國政協副主席，並開始負責中央黨校的工作。

1962年，康生增補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1965年，康生當選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康生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十一常委中排名第七，成爲正國級領導人。

此外，當時的康生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即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衆所周知，康生在曆次政治鬥爭或運動中表現非常搶眼，可能與其具有豐富的鬥爭經驗有很大關系。

在這場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暴中，康生再次站在最前沿的舞台上，施展其整人手段，在迫害劉少奇、王光美等元勳的過程中，康生可以說出力頗多，爲了達到打倒少奇同志的目的，竟制造了一個“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康生再次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爲僅有的五常委之一，其他四位是毛澤東、林彪、陳伯達與周恩來。

1970年9月，康生擔任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成爲中央組織與宣傳兩大領域的負責人。

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爲中央副主席。

1980年，鑒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罪行，中央決定開除康生黨籍，撤銷其《悼詞》，並將其骨灰移出八寶山。

康生爲何會在“文革”後遭受冷遇，或許彭真道出了原委，1981年康生的妻子曹轶歐被撤職，彭真找到曹轶歐談話，說：

“我並不是全盤否定康生，只是現在大家對他有氣，等人們普遍地冷靜下來的時候，康生會有比較准確的結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