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往往是一個輪回，現代史也不例外。

四十多年前，我們迎來了市場經濟，打開國門吸引外資，也就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美國和日本打起了貿易戰。

從一開始的扶持日本經濟，再到日本逐漸超越美國成爲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摩擦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二戰後，日本經濟從戰敗的廢墟上迅速複興，並實現了奇迹般的騰飛，作爲一個資源高度匮乏的島國，日本采取的發展戰略就是“貿易立國”。

日本從海外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後再向海外大量出口，並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賺取了大量的美元，當時的“日本制造”和“中國制造”一樣，都是物美價廉的代名詞，這些産品猶如疾風暴雨一般湧向他國市場，並源源不斷爲日本賺回了巨額的貿易順差。

當時的日本，遠超今時的我們。

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裏，日本不僅從一片廢墟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在人均GDP上，更是超越美國，成爲全球第一，那時的日本不僅僅認爲自己是亞洲領導者，同樣還有許多日本人認爲，美國能夠教會日本的已經不多了，是時候讓日本領導全球了。

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日本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息息相關，那是一個和今天我們認知上的日本完全不同的兩種，今天的日本更多的是大前研一書裏“低欲望社會下的一代”，那麽反差是從何時出現的？

日本經濟的崛起，當然受益于美國的扶持，美國的資金援助給日本經濟的起死回生起到了極大的輔助作用，不僅如此，爲了扶持日本，美國也向日本開放了巨大的國內市場，使日本的産品銷路有了保障，而日本的貿易順差也主要來自對美出口貿易。

這一點，和我們也極其相似。

在日美貿易戰之後，我們逐漸取代日本成爲新的對美供應國，且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都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自然也輸出了天量的貿易順差。

隨著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的一再擴大，且日本人均GDP慢慢超越美國，美國自身也開始采取了防守甚至是反擊，今天我們看廣場協議看到的是貨幣，事實上背後還牽扯著貿易保護，甚至是對公平的認知。

曆史何曾相似？

在80年代的美日貿易摩擦中，美國也要求日本改變以低成本産品沖擊美國市場的“不公平”貿易做法，日本的反擊也同樣有力，認爲這是自由貿易的原則，是公平市場下的自由競爭，而非美國認爲的“不公平”。

貿易摩擦從紡織品産業開始，然後向鋼鐵、汽車、電器、半導體等産業一步步升級，這也導致日本的産業競爭力由低端逐步向高端轉型。

1965年，日美貿易收支發生逆轉，第一次出現了日本順差、美國逆差結構。隨後，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持續增加且進一步擴大，到了1987年這個數字高達521億美元，日本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是日美貿易摩擦的一個間接原因。

1950年，日本對美出口額占日本出口總額的21.9%，到了1985年，這個數字飙升到了37.1%。

離不開美國，卻又不得不和美國做生意，這是日本當時面臨的困境；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困境。

盡管隨著美國的供應鏈多樣化和去風險，中美貿易已經有所減少，我國也逐漸被墨西哥和加拿大取代，已經連續幾年不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但中美貿易每年依然高達數千億美元。

以2022年爲例，我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總額達到了5800億美元，盡管和巅峰時期的七八千億美元相比有所下滑，但交易量依然處于相對峰值。

日美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進出口不平衡，中美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貿易僅僅只是其中的一個表現形式，在全球貿易格局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的崛起，往往意味著另一個經濟體的相對損失。

1991年初，美國的一份《美國輿論與1991年美國外交政策》的報告，就把日本的經濟實力作爲對美國的首要威脅。

而在這之前，美國的貿易保護大棒早已經揮舞起來；1985年3月，美國參議院以92票對0票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要求美國總統在日本拒絕進口更多美國商品時采取報複措施，同年4月，美國衆議院也通過了一項類似的決議案。

上個世紀的日美貿易摩擦，也充滿著戲劇性，日本幾乎是一面倒的處于相當被動的地步。

美國先是經過反傾銷調查指出日本對美出口存在“不公平”貿易做法，隨後雙方在談判中，美國向日本提出限制對美出口、擴大進口、降低關稅、提高市場透明度等要求。

日本和美國經過多輪談判，每一輪貿易摩擦的結局往往都是，日本接受了美國的大部分要求。

爲什麽會這樣？

因爲美國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今天很多人說美元收割世界；但當美國成爲最大貿易逆差國的時候，當時的日本就相當于薅美國的羊毛。

除此之外，貿易戰中美國的最大優勢就是消費能力，當時的日本和我們一樣，從貿易上來看，美國離得開日本，但日本卻未必離不開美國。

這也是爲什麽，美國在貿易談判上往往都能夠占據著絕對的主導權。

以汽車爲例，當時日本生産的汽車的確物美價廉，打的歐美汽車本土品牌沒有一點競爭優勢，但奈何美國的關稅大棒是最佳的競爭保護手段，因此在美國的施壓下，日美兩國于1981年簽訂了關于日本在對美汽車出口上實行“自願出口限制”協議。

根據該協議，日本對美乘用車出口量從1980年的191萬輛限制爲不超過每年168萬輛，爲期三年，到期後日本又主動延長了一年，一直到1994年才取消。

面對“自願出口限制”協議，日本車企也在自救。

第一就是在美國境內生産汽車，1982年，本田成爲在美國本土生産的第一家日本汽車公司，隨後日産、豐田等汽車公司也相繼跟進。

到了2017年，日本公司在美國汽車生産量已經達到380萬輛。

爲什麽要單獨講汽車呢？

因爲今天我們已經成爲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和生産國，汽車工業是一塊很大的肥肉，一個産業不僅能夠拉動其他産業無法比擬的GDP，還能夠帶動大量的就業。

未來我國的汽車要想走出去，在本國市場建廠、銷售是一個必然的環節，否則我們的汽車面對的大概率會是關稅壁壘，這是各國的“通用”做法。

當年外資汽車要想進入我國市場，我們其實采取的也是類似的措施，所以才有合資車的由來，現在隨著我國汽車産業的崛起，同樣的做法可能也會降臨到我們身上。

從紡織品和汽車工業再到半導體，當年的美國對日本也幾乎是全方位的卡脖子，但貿易戰之後呢？日美貿易摩擦最終的結局是怎樣的？

今天我們看日本，說日本失去了三十年，陷入了增長停滯和衰退，但照樣不妨礙日本成爲發達國家，人均GDP三萬多美元，差不多是我們的三倍。

由此可見，日美貿易戰，日本也沒有全輸。

這也就說到貿易戰背後的本質，即經濟結構的問題。

美國對此的確早有經驗，這次美財長耶倫訪華的時候，就曾提到過，呼籲我們把經濟增長從出口爲導向，轉移到促進國內家庭消費上來。

就在4月25日，耶倫還對路透社表示，應對我國的過剩工業産能問題，美國沒有把任何選項排除在外，耶倫還表示，通過出口來實現就業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所不能接受的。

耶倫在華盛頓參加“全球年度峰會”接受采訪時也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來說，消費者支出在國內生産總值中所占比例非常低，儲蓄率接近45%，因此有必要支持國內需求，特別是促進消費。

耶倫這句話，正好印證了貿易戰背後的本質，經濟結構問題。

當年美國對日本百般打壓，依然未能有效增加美國的對日出口。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美國發動貿易戰，本質上不是說僅僅只是讓日本少出口給美國，關鍵還是要日本多買美國貨。

但日本買美國貨，當然還得要日本人有錢才行，所以，美國爲了讓日本人變得更有錢從而更多消費美國商品，美國也算是煞費苦心。

美國認爲，日本市場的封閉結構，是美日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貿易戰打到這裏，從微觀層面一步步打到宏觀層面，繼而改變了日本的經濟結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對日施壓從日本的貿易進一步變成了幹預日本經濟和社會結構，日美的談判重點也由限制日本對美出口轉向擴大美國對日出口。

因此，讓普通日本人有錢有能力消費，從而買得起美國商品，這變成了美國的當務之急。

這也是日美貿易戰的尾聲。

到了1985年，日本制定了《改善市場准入行動計劃的主要框架》，積極推動日本國內市場開放和自由化，到了1986年4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詢機構“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提交了改變日本國運的《前川報告》，其基調就是要把日本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型”轉變爲“內需主導型”，對策建議包括擴大內需、開放市場、推進金融自由化等等。

這麽一對比，像不像耶倫訪華時所說的話？

耶倫作爲一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者、官員，她自然是明白，美國單純的貿易保護行爲，其實無非是增加了美國消費者的成本，畢竟美國的貿易關稅，最終只會讓日本制造的商品變得更貴，這個代價是美國消費者承擔的。

但美國爲什麽還要發動貿易戰？

那就是倒逼日本進行經濟結構的變革，金融自由化、開放市場、擴大內需，美國人要買日本商品沒問題，但你們日本人不能老是那麽窮，買不起美國商品。

這就是貿易戰的核心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相對的，真正重要的是，日本的貿易順差到底有多大。

在這一點上，美國太有應對經驗了。

1988年，美國制定了《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其中的“超級301條款”專門爲打開日本市場而量身設計。到了1989年，日美兩國啓動“結構性障礙協議”談判，美國提出日本要從高儲蓄型社會向高消費型社會轉變。

隨後，曆史沒有等到日美貿易給出終極答案，反而是日本自身淹沒在地産泡沫的海洋之中。

再然後就是漫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放眼全球沒有對手，2001年的911事件，則讓美國投入極大的力量投身于反恐之中。

然後就是我們的崛起。

從曆史來看，日美貿易摩擦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摩擦，背後還牽扯到兩國的經濟機構的不同，早期的日本相對來說市場並不如美國成熟，在日本經濟實力不斷崛起乃至人均GDP超越美國之後，美國開始要求日本更多。

例如放開金融管制，進一步開放市場，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讓日本擴大內需消費，而不是依靠出口。

一開始，日美雙方並不在同一起跑線，所以貿易逆差一開始不是問題，半開放的市場也不是問題，隨著日本經濟的不斷崛起，美國開始一步步要求日本回到起跑線上，讓日本一步步變成了一個非常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

以今天我們的視角來看，廣場協議似乎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但這不過是提早放大了日本自身經濟結構的脆弱，當時韓戰以後，日本自身就撿了很大的便宜，350多日元才換一個美元，現在是150多，上升了差不多三倍左右。

因此廣場協議看起來好像是強迫日本讓日元升值，但實際上由于當時日本的金融市場的管制，彙率本身就存在著操縱，這是薅美元的羊毛。

到今天，曆史再度輪回，只是主角從日本變成了我們自己，如果這一關過去了，那麽成爲發達經濟體，似乎也並非不可能，這是難關嗎？

如果以當時的日本處境來看，的確算是。

但換個角度來看，如果當時沒有美國的貿易壁壘倒逼日本進行內部經濟結構性變革，不倒逼日本提高國民社會保障和待遇，以刺激經濟增長，那麽隨著日本的泡沫危機到來，日本的出口型經濟導向結構，可能會更危機。

今天的中美貿易也走到了這樣一個十字路口，耶倫說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要提高家庭消費能力，事實上說的是今天的我們，也在面臨並經曆日本80年代的陣痛。

而這場新時代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的貿易摩擦，又會以怎樣的結局落下帷幕？

我們需要問的是，曆史還會驚人的相似嗎？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