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北京日報》報道，最高檢察院知識産權檢察辦公室主任表示，直播帶貨銷假案涉及多個環節，需要綜合治理。他指出，針對假貨問題，需嚴懲不貸，呼籲國家司法公權力更多介入。

直播帶貨的假貨問題引起廣泛關注，但要治理這一長鏈環節的假貨並非易事。不少假貨往往難以觸及，而部分牟利性打假行爲則可能導致更大損失。

懲罰性賠償是一項重要手段，但其在中國法律中的執行存在難題。與國外法律不同，中國的懲罰性賠償往往被視爲謀利空間。此外，公權力的缺位也使得假貨治理難度增加。

盡管我們對直播帶貨中的假貨深感憤慨，但要懲治假貨，需要深度治理，因爲其環節鏈非常長。有時候，牟利性的打假反而會帶來更多問題，例如，通過網絡傳播對被告的诋毀，或是收取間接的保護費。

在打假過程中，司法的介入不可或缺。然而，公權力在這方面常常表現出缺位，導致牟利性打假現象猖獗。值得注意的是，懲罰性賠償在中國與外國的實踐中存在差異。中國的懲罰性賠償常被利用成爲謀利的工具，而外國的做法則更側重于賠償受害者因假貨所遭受的損失。

同時，要注意避免簡單的一刀切式的懲罰，以免爲牟利性打假提供空間。因此，公權力需要采取非盈利性質的介入，並且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而不是將責任推卸給牟利性打假的行爲。綜上所述，對于打假問題，我們需要依靠公權力的介入和正規的司法渠道，而非簡單地讓渡給牟利性的打假行爲，這是解決假貨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