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開始，凡是王朝鼎革，必然伴隨著屠殺，征戰中的屠殺一般分爲兩種——屠城，殺降。

屠城，往往是面對久攻不下的堅城，爲了讓士兵發泄，才放任其屠殺劫掠。而殺降的原因比較複雜：爲了威懾敵人、爲了泄憤，甚至有時候純粹是缺糧了，只能主動減少人頭。

電影《投名狀》裏，蘇州大屠殺就是因爲缺糧，這是曆史上真實發生的事。當年策劃蘇州屠殺的是李鴻章，共殺太平軍八個王爺和兩萬士卒，氣得英國人戈登要跟李鴻章決鬥。

外國人覺得殺降有辱軍人尊嚴，其實東方也有“殺降不祥”的文化，古人把白起、項羽當做了反面教材，暗示殺降之人都難以善終。

但哪怕到了明清，殺降的行爲都難以禁止，但“殺降不祥”的詛咒卻常常應驗——明代名將常遇春、譚淵，都曾殺降，最後也都死于非命。

常遇春是舉世聞名的猛將，而譚淵這個名字可能大多數人聞所未聞。

譚淵是燕軍旗下的大將，曾跟隨朱棣南征北戰20年，深受朱棣器重。

史書記載，譚淵膂力過人，能左右開弓，沖鋒陷陣所向披靡。但這個人生性殘忍，在靖難之役中鬧出“滄州之屠”，把剛起兵的朱棣氣了個半死。

滄州城陷落後，譚淵違背朱棣的命令，把朝廷的降兵三千人一夜殺光，血流漂橹。朱棣勃然大怒，但並未處罰譚淵。

盡管譚淵之後戴罪立功，但沒過多久就離奇地死于夾河戰場，後世都認爲是他濫殺無辜，才招致報應。

那麽，譚淵其人有怎樣的故事？他爲何要屠殺降兵？譚淵最後又是怎麽死的？

明初將領譚淵，現在網絡上的材料一般記載爲“福建三明清流縣人”，據說這是縣志記載，但這個籍貫其實有點問題。

譚淵在《明史》上簡單記載爲“清流人”，這個清流是當時的地名，不過不是福建的清流縣，而是安徽滁州的一部分。

從隋朝到明初，滁州的核心地區名爲“清流縣”，明朝初年才取消這個行政區劃。

《明史》上記載，譚淵是行伍出身，而且是繼承父親的職位當上的軍官，所以他們家應該從軍很早，是朱元璋老鄉的可能性更大。

作爲武將，又不是高級別的公、侯之類，史書上一般留不下幾行字。所以譚淵早年經曆不祥，他的人生是從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開始的。

《明史》：“嗣父職爲燕山右護衛副千戶。燕兵起，從奪九門。”

所謂“燕山右護衛”，是明朝制度中藩王的三護衛之一，由于譚淵父親是副千戶，他在其父親死後繼承職位。

按明朝律法，只有長輩戰死，後代才能繼承軍職，故可以推斷，譚淵的父親是死于燕王早期的軍事行動。

建文元年夏天，皇帝削藩，湘王自殺，燕王得了“瘋病”。朱棣裝瘋賣傻，希望侄子能饒過自己，但朱允炆眼裏不揉沙子，派人去抓朱棣押回南京。

最終，朱棣在建文元年七月初四造反，誘殺朱允炆派來的大臣張昺、謝貴，派親信將領奪下北平城牆。

奪北平的戰鬥，是朱棣靖難之役的關鍵行動之一，朱能、丘福、張玉等大將都參與了這個行動，他們和譚淵一樣，當時都是千戶或者副千戶。

北平被燕王占領後，朱允炆派耿炳文帶大軍北上平叛，朱棣趁機調集兵馬攻占長城一帶的重鎮，作爲自己的戰略縱深。

建文元年八月，朱棣和耿炳文在河北真定決戰，南北大軍在滹沱河邊相遇。

當時，耿炳文帶了30萬南軍，駐紮在河北河間、鄚州、雄縣等地。而燕軍兵少，所以朱棣准備出奇制勝，趁著耿炳文立足未穩強攻雄縣。

建文元年八月十五中秋節，燕軍猛攻雄縣，南軍大亂，耿炳文派遣鄚州的守將潘忠和楊松前往雄縣支援。

南軍通過滹沱河上的月漾橋前往雄縣，但沒人發現橋下藏著上千燕軍士兵——在譚淵的帶領下，上千士兵頭頂雜草，潛在水裏等待南軍萬人過河。

待潘忠、楊松過河，譚淵帶士兵鑽出來奪取了月漾橋，切斷了潘、楊二人的退路。

隨後，朱能和張玉大破南軍，潘、楊撤退，被堵在月漾橋，最終被燕軍擊敗，鄚州也被順勢拿下。

大破雄縣、鄚州後，潘忠帶著上萬人走投無路，最後大軍請降，潘忠、楊松不願投降，被斬首示衆。此戰譚淵居功至偉，這段精彩的戰鬥被《明史》記載，算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時刻。

《明史》：“淵帥壯士千余人，伏月漾橋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南軍已過，即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遂被擒。”

此戰結束後，朱棣論功行賞，譚淵官升一級，成爲燕軍都指揮府同知。

見雄縣大敗，後方的耿炳文心急如焚，朱棣料到耿炳文心虛，所以趁勢進攻南軍真定大營。

這場真定之戰，是燕軍和南京平叛大軍的第一次大會戰——耿炳文部10萬人死守真定，先派出部隊和燕軍野戰。不敵後，耿炳文決定死守城市，燕軍攻城兩天後撤退。

而譚淵、朱能、張玉等人在陣前指揮，縱騎兵襲擊耿炳文側翼，曾給平叛軍造成重創。

真定之戰雖然沒有獲得全勝，但燕軍斬獲不少，而且後世傳說主將耿炳文在真定陣亡，所以建文帝才派李景隆北上帶兵。

李景隆雖然是名將李文忠的後代，但其人能力一般，在河北三戰三敗，敗光了朝廷的精銳，是造成燕王成功南下的罪魁禍首。

建文二年，燕王起兵攻山東，一路勢如破竹，直到濟南城下才停止。

濟南城在兵部尚書鐵铉的帶領下反擊燕軍，丘福、譚淵等將領帶兵填平濟南護城河，帶沖車攻城，但鐵铉在城牆上高挂朱元璋的神位，燕軍不敢開炮，最後撤退。

建文帝派盛庸代替李景隆統兵作戰，盛庸和鐵铉追擊朱棣，燕軍大敗，被趕出山東。燕軍只能在河北活動，于建文二年10月再次進攻滄州，一戰破城，俘虜數千人。

此戰讓燕軍挽回了，濟南之戰以來低迷的士氣，也讓士卒們出了一口氣。

可當時，滄州城內的降兵很多，朱棣下令願意留下的可以加入燕軍，願意走的自己會發一張憑證，憑此可以離開燕軍地盤。

由于降兵數量太多，遣散一天後還剩下三千人，結果就在當天半夜，譚淵帶兵將降兵帶到城外屠殺，三千多人無一幸存。

此事震動河北，朱棣大怒，質問譚淵爲何殺降。

《明史》：“淵一夜盡殺之。王怒。淵曰：“此曹皆壯士，釋之爲後患。”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慚而退。”

譚淵認爲，這些降兵都是職業軍人，哪怕現在放回去，未來肯定重歸軍隊與燕軍作戰，不如早早屠殺一了百了。

朱棣則反問：“像你這麽說，凡是和我們爲敵的都要殺光，你能殺得完嗎？”

明史上對此事的記載很簡單，譚淵目光短淺，殺降兵，招致朱棣批評。

朱棣看問題肯定比譚淵更長遠，如果攻下城就屠城，只會導致後來每個城市都死守，讓燕軍寸步難行。所以殺降必須被禁止，禍首要被嚴辦。

但離奇的是，譚淵並未得到懲罰。

後世推斷，在滄州城，譚淵的殺降舉動可能也得到中下級軍人的擁護。

誠然，燕軍在濟南之戰敗退幾百裏，損失不小，士卒怨氣很大。所以在整頓幾個月拿下滄州後，譚淵屠滄州，必然有讓士兵泄憤的成分在裏面。

而此次屠殺，保守估計要調動近萬人的部隊，否則一夜殺三千青壯士兵，談何容易。朱棣大怒後，斥責譚淵，但史書並未記載處罰譚淵。

以朱棣治軍的手段，不可能刻意包庇譚淵，但作爲燕王的朱棣應該知道，殺降背後有軍中泄憤現象，牽扯太多人，不宜追查到底。

這種時候往往會升起大帳，召譚淵問罪，衆將出來求情，朱棣就借坡下驢，讓其戴罪立功。

滄州之戰只是一次小小的勝利，朱棣的目標還是山東。

11月，燕軍從滄州南下，轉道德州、臨清，進攻東昌。

東昌大戰，是燕軍和盛庸率領的南京平叛軍的決戰，雙方鏖戰一個多月，燕軍敗退，且折損大將張玉。朱棣心痛欲絕，回到北平後茶飯不思。

再戰山東失敗，朱棣至此放棄從山東南下。

建文三年初，燕軍在北平祭天，二月底再次出師南下。此時燕軍和平叛軍對峙于河北的夾河，三月二十二日，燕軍主動進攻，朱棣攻側翼，譚淵帶騎兵正面沖鋒。

此戰雙方斬獲相當，但朱棣則下令軍中哀悼三日，因爲大將譚淵居然在戰場陣亡

明史對于譚淵的死只留下短短幾個字：“夾河之戰，南軍陣動塵起。淵遽前搏戰，馬蹶被殺。”。

前幾個月張玉戰死，那是身陷重圍，無處可逃，最後被陣斬。但譚淵上陣，“馬蹶被殺”，即戰馬在戰場上意外摔倒，隨後被敵人斬殺。

譚淵的最大不同在于，燕軍和平叛軍都在沖鋒，騎兵來去如風，很難被包圍。

這個“馬蹶被殺”在史書上挺常見，舉個出名的例子，清末的鐵帽子王，被譽爲大清柱石的僧格林沁，就在戰場上“馬蹶遇害”。

對騎兵來說，“馬蹶”是個常見而致命的問題，一旦馬匹摔倒，馬很難迅速恢複奔跑能力，而失去機動力的士兵在戰場會淪爲活靶子，九死一生。

譚淵的死，並沒影響朱棣的南下步伐。正史的譚淵就是朱棣陣營的一顆流星，他雖和張玉、朱能、陳亨等人同一職位，去世的時間和張玉、陳亨差不多，但並未追封“公”，而是“侯”。

連投降加入燕軍的陳亨，後來都追封“泾國公”，可見在朱棣的心裏，譚淵的地位要略遜張玉、陳亨等人一籌。

這個差距的來源，可能還是和滄州殺降有關。

因爲靖難之戰過程中，交戰雙方都是明軍自己人，所以南北軍經常互有降兵加入。可當初滄州的屠殺，導致燕軍中“南兵奔逃”，軍心大亂，朱棣深以爲戒，嚴令以後再也不許殺降。

而史書中這個“馬蹶”的死法，可能也是史家故意爲之，以迎合“殺降不祥，因果報應”的循環。

譚淵的兒子譚忠後來東征西討，跟隨永樂皇帝北伐北元，在宣宗時期又南下交趾作戰。期間他治軍不嚴，縱兵劫掠，後來遇戰潰逃，回朝被治死罪。

但令人疑惑的是，宣宗赦免了譚忠，還讓譚忠的兒子譚璟繼承新甯伯的爵位。

朝內認爲譚忠犯了死罪，應該除爵。但宣宗以太宗（朱棣早期的谥號）賜給他家丹書鐵券爲理由，讓新甯伯譚家得以存續，並流傳200年。

此後，新甯伯從譚忠開始傳承九代，末代新甯伯叫譚弘業，在明朝崇祯年間于直隸帶兵。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圍攻北京，北京城破，譚弘業戰死。

譚家從譚淵崛起，到譚弘業戰死爲止，10代人陪伴明朝的始終，對于將門之後來說，雖有過也有功，也可稱圓滿了。

參考資料：

1.《明史》

2.《古代特權階層的"丹書鐵券"》，庚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