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始元年（公元9年）十二月，在長安求學的梓潼人哀章做了銅匮，一檢上寫著“天帝行玺金匮圖’，另一檢上寫著“赤帝行玺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明確提出漢高祖劉邦要傳位給假皇帝、宰衡、安漢公王莽，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後王政君應該順從天命，並把這些東西送到了高廟。

王莽聽說後，又高興又奇怪：高興的是這是推動他登基稱帝的祥瑞，奇怪的是他並不認識哀章，也沒指使他做這個事情。

經過一番討論，王莽和下屬們一致同意接受這份祥瑞，取漢家天下。

于是，王莽親自到高廟拜受了金匮神嬗，戴上了皇冠，拜谒皇太後，然後端坐未央宮前殿，下了一道诏書：“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後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匮策書，神明诏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王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诏書中，王莽回顧了自己的家族史，決定接受天命，稱帝建立新朝，改年號爲“始建國”。

新朝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以順應符命爲由，正式廢去大漢國號，冊封妻子王氏爲皇後，兒子王臨爲皇太子，王安爲新嘉辟。

王莽還策命原西漢皇太子孺子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曆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曆數在于予躬。《詩》不雲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

孺子嬰成了定安公，孝平皇後王政君爲定安太後，接下來王莽大肆封賞親信，哀章也成了美新公、國將。

新朝誕生了，天下人對王莽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夠革除西漢末年的種種弊病，然而，王莽的一系列舉措，讓大家失望了。

在《錢幣裏的中國史》一書中，作者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了新朝敗亡的原因，令人唏噓。

王莽貶低了匈奴單于印玺和西南夷句町王的封號，導致兩方都與新朝發生沖突，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讓天下人疲憊不堪。

王莽還模仿古制，下了這麽一道诏書：“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鄉黨。”

诏書中把天下田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能買賣，得罪了貴族和富豪；家裏沒有八口人的，還要讓人家把一井之外的土地分出去，更是不現實的制度。由此導致政令不行，民怨沸騰。

更嚴重的地方，在于王莽對錢幣的變動，實在是讓人無法理解。

西漢一直用的是五铢錢，王莽當假皇帝的時候，造了3種大錢，一是“大錢五十”，二是“契刀五百”，三是錯刀“一刀直五千”，這些大錢的實際價值並沒有那麽高，老百姓不喜歡用，實際上就是變相掠奪。

新朝建立後，王莽認爲“劉”的繁體字裏有“金”、“刀”，就廢棄了錯刀、契刀及五铢錢，改用金、銀、龜、貝、錢、布等“寶貨”二十八品。

這樣的做法讓老百姓無所適從，私下裏還是用五铢錢，王莽很不滿意，下了一道诏書：“敢非井田、挾五铢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強制手段，嚴重幹擾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很多人都爲此坐了牢。

王莽後來也知道走不下去，又改成小錢直一、大錢五十，稍微緩解了一下局面。

新朝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廢棄大、小錢，改用貨布和貨泉，貨布直貨泉二十五，貨泉直一大錢。

觀察下來就會發現，王莽每次的錢幣更新，都在搜刮民財，這樣的舉措讓他不得民心，也種下了滅亡的禍根。

《錢幣裏的中國史》細說中國人關于金融貨幣的智慧，縱論錢的誕生、成長、演變的趣味曆史，給讀者展開了一幅令人驚異的金融、經濟、曆史畫卷，非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