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任弼時去世,一婦人錯過追悼會悲痛大哭:還是來晚了一步

奇葩曆史觀點 2024-03-02 09:35:07
前言:

1950年,爲革命事業操勞了一生的傑出無産階級革命家任弼時因病去世,成爲建國後最早去世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任弼時去世的第二天,毛主席到景山東街任弼時的住處主持入殓儀式,並親自扶靈前往勞動人民文化宮大廟前局舉行追悼會。

然而就在此時,一位婦人正帶著一家老小風塵仆仆地向追悼會趕來,可等她來到追悼會現場時,任弼時的靈柩已經送往了八寶山。婦人又一路趕到八寶山,可惜爲時已晚,婦人望著不遠處任弼時的遺像悲痛大哭:“我還是來晚一步!”

由“保姆”變成“嫂子”

這位錯過見任弼時最後一面的婦女名叫鄭永亭,在延安時期,她曾擔任任弼時家的保姆。

鄭永亭是甯夏的一位農村姑娘,1936年,紅軍北上路過她的家鄉鹽池縣,使得家鄉解放。丈夫聶秉和當即就參加了紅軍隨軍北上,此後六年杳無音訊。

1942年的一天,丈夫突然回家,已經是一團之長的聶秉和根據組織的指示要到中央黨校學習,只在家住一晚上就走。孤單了六年之久的鄭永亭一聽丈夫要走,便鬧著跟丈夫走,她說:“你革命我也革命。”

聶秉和考慮到妻子沒有文化,到了延安也沒有合適的工作,就沒有答應,第二天收拾好行李獨自走了。

沒想到,等聶秉和一走,鄭永亭就拿出了早已准備好的行李,讓侄兒趕著一頭毛驢,走了四天四夜終于來到了延安。

在來延安的路上,鄭永亭就已經見識了延安和平安詳的氛圍,與外面混亂的現象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聶秉和看到風塵仆仆的妻子非常驚訝,但既來之則安之,聶秉和上報組織,組織便爲鄭永亭安排到中央托兒所上班。

中央托兒所裏面的孩子大部分是在外打仗將領的子女,還有一些是革命烈士的遺孤,鄭永亭將自己作爲女子的溫柔都獻給了這些孩子。

一天,托兒所所長仇子剛告訴鄭永亭,任弼時夫人陳琮英要到中央黨校學習一段時間,孩子沒人照顧,要請一位保姆。仇子剛考慮到鄭永亭政治上可靠,工作有熱情,便推薦了她。

聽到給中央首長一家當保姆,一向無所畏懼的鄭永亭卻有些害怕,回家後她便將此事告訴了丈夫。

聶秉和聽後哈哈大笑起來,他告訴鄭永亭,任弼時首長是一位脾氣很好的老首長,讓她放心,畢竟不是誰都能到中央首長身邊工作。

丈夫的一番勸解消除了鄭永亭的擔心,第二天便到任弼時家裏報到。果然,就和聶秉和說的一樣,任弼時待人非常和藹,見鄭永亭來,連忙招呼她坐下談,絲毫沒有領導的架子。

做了一陣保姆之後,鄭永亭感覺哪裏都好,但有一點讓她很不舒服,她甚至産生了不想再幹下去的想法。

鄭永亭找到組織部的夏部長,要求調崗,說去火柴廠或者別的什麽廠當工人都好。夏部長很不解,一問才知道鄭永亭是鬧情緒了,原因是任弼時家的警衛員、勤務員都稱她爲“保姆”。

在鄭永亭的老家,那些軍閥們的奶媽子都被叫做“保姆”,這讓鄭永亭心裏很不舒服,認爲自己成了一個下人。

其實這不過是鄭永亭對“保姆”的誤解,但夏部長還是將問題反饋到了任弼時那裏。回到任家後,鄭永亭發現任弼時已經在等她了。見到她,任弼時趕緊抱歉地笑著說:“嫂子請坐,對不起了,他們稱你‘保姆’讓你想到了不愉快的事,我應該負責。”

鄭永亭沒有想到任弼時會如此謙遜,此時她只有二十歲,任弼時已經四十歲了還是一位中央首長,卻稱她爲嫂子,這讓鄭永亭很是不好意思。

接著任弼時說:“你還年輕,想要當工人就要先好好學習,今後才能更好地革命,你看行不行?”任弼時語氣真誠客氣,讓鄭永亭很是感動。

從那以後,任家上下稱呼她都由“保姆”改成了“嫂子”。

“我還是來晚了一步”

晚年,鄭永亭總是難忘在延安那段美好的時光。

當時,任弼時有5個孩子,只有小兒子遠遠在延安。鄭永亭曾在中央托兒所時生過一個孩子,但夭亡了。所以,在給任弼時家當保姆後,鄭永亭就將遠遠當作自己的孩子照顧。

由于鄭永亭照顧得當,白天和遠遠一起玩耍,晚上和遠遠睡一個窯洞,平時又注意勤快換洗,像一個親生母親一樣照顧著遠遠,他們的感情日益深厚。甚至在陳琮英和任弼時不在的日子,遠遠偷偷叫鄭永亭“媽媽”。

爲了更好地照顧遠遠,鄭永亭和丈夫商量再也沒要孩子。

轉眼,鄭永亭在任弼時家裏做保姆已經過去了兩個春秋,遠遠也長成了大孩子,需要到學校學習。此時,聶秉和也結束了中央黨校的學習,因身體原因將被分配到家鄉領導地方工作。

這就意味著,鄭永亭也要離開延安隨丈夫回家鄉去了。

分別總是殘忍的,和任家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鄭永亭十分不舍,得知“媽媽”要離開的遠遠也哭鬧個不停。最後還是勤務員哄著把遠遠領開,鄭永亭才急忙走脫。

臨走時,任弼時將他們一家與鄭永亭的合照都送給了她,還爲她做了一件新衣服,給她帶了許多土特産。

在回鹽城的途中,鄭永亭哭了一路,與遠遠的分別就像骨肉分離一樣難受。

令鄭永亭無比遺憾的是,她回到鹽城後由于地方形勢的惡化,就再也沒有和任家取得聯系。據說任家想要給她寄照片,但苦于不知道她的住址只好放棄。

隨丈夫回到鹽城後,鄭永亭開始了新的生活,她進入了學校學習文化,立志要參加革命。

1949年,丈夫聶秉和被調到同心縣當縣長,可這時馬家軍反撲回來,丈夫組織當地武裝進行反擊。在長期的戰鬥中,聶秉和不幸病逝。

丈夫去世後,組織安排鄭永亭到銀行工作,但僅僅一年,北京就傳來了任弼時去世的噩耗,這對鄭永亭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雳。

在延安那段美好的時光一幕幕不斷在鄭永亭腦海中徘徊,她當即下定決心去北京見任弼時最後一面。可當她風塵仆仆趕到北京卻已經晚了,任弼時已經被安置在了八寶山。

鄭永亭依舊不肯放棄,她又來到了八寶山,卻只在那裏見到了任弼時的遺像,樹上的白花還挂在樹上。

頓時,鄭永亭無比悲痛地哭出了聲:“我還是來晚一步!”

後來,鄭永亭又去找陳琮英,可惜沒能見到,只好返回家鄉。回家後,鄭永亭仍舊感覺心裏十分難受,她有太多的話要對陳琮英說,她也想看一看遠遠,不知現在長成什麽樣子了。

于是,鄭永亭寫了信件寄到北京,但仍舊沒有消息,此後,她就再也沒有收到關于陳琮英和遠遠的任何消息。

對于鄭永亭來說,在延安的那兩年是她最珍貴的回憶,直到晚年她依然無法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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