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醫師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想到中醫師竟然能夠阻擋醫學革命的時代潮流。就在余岩和西醫師們熱切迎接國民革命軍之時，有些中醫師已意識到國家的統一可能意味著中醫學校的終結。

余岩的提案公開後，同樣積極批判中醫的汪企張寫下一篇措辭強烈的文章〈促學習舊醫的青年自決〉，公開警告中醫學校的學生考慮改行。汪企張相信余岩的提案將會勝出，是有道理的。首先，南京政府顯然致力追求現代化，所以衛生部內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西醫師。此外，即便是在先前的軍閥割據時期，中醫師企圖影響國家政策的努力絕大多數都是以失敗收場。

先前中醫師從事的政治運動大半會失敗，主要有兩個因素：他們既沒有基礎組織，也沒有體現共同利益的願景。此外，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八七○年代借著施行醫學執照制度而成功打壓漢醫的曆史經驗，想必萦繞在每個人的心頭。

有鑒于此，許多中醫師都不認爲與政府打交道是個好主意，更遑論積極追逐由國家創造的權益。之前部分中醫師發起將中醫學校納入教育體系的政治運動之時，他們的許多同僚都只是隔岸觀火。爲了避免中國政府仿效日本政府的策略，經常有人提議中醫師應該抗拒政府介入醫療，理由是「依據四千年（醫學）學術，素未行執照。」簡言之，中醫師在政治運動方面之所以一直不太成功，就是因爲許多人都不認爲連結中醫與國家符合他們的利益。

反諷的是，余岩的提案爲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立即的解方。由于中醫師本就焦慮于重蹈日本漢醫的覆轍，因此立刻將余岩的提案視爲徹底廢止中醫。是以動員一切力量以組織一個全國聯盟來阻止此提案，立刻成了他們共同的目標。

余岩提案目標是消滅中醫群體，但其實那時中醫師尚未建立一個能夠讓他們形成群體的溝通網絡。雖然他們過去曾經爲了政治運動而集結，卻一直難以組織永久性的全國協會。一名傳統醫師哀歎埋怨道，「取締之聲稍起，便紛紛入會；取締之聲暫歇，即煙散雲消。」因此，上海中醫師試圖動員群衆抗議這項提案之時，他們幾乎必須從零開始。

最先發起抗議活動的是神州醫藥總會，它先前曾爲了將中醫學校納入教育體系在一九一三年發起過運動。這次運動的許多籌辦者都來自于副會長丁甘仁的人脈，包括他的同僚、老師與學生。

舉例而言，三一七示威的發起人之一陳存仁，就是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一八八六—一九七八）最信賴的學生。陳存仁回憶指出，他原本不曉得該怎麽向全國各地的中醫師發送訊息，呼籲他們參與這場群衆集會。所幸，陳存仁主持一份醫學周刊，而另一名發起人張贊臣則是中醫期刊《醫界春秋》的編輯。陳存仁與張贊臣檢視他們的訂戶名單，從每一個縣裏隨機挑出兩個人，把訴求寄給這兩個人、請他們把這份文書交給當地的中醫協會，如果當地有這種組織的話。

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後來由上海總商會所支持的三天大會，竟有一百三十一個組織的兩百六十二名代表參加。由于清末以來，上海總商會就是中國商業精英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總商會對中醫的支持令西醫擁護者感到格外地失望與懊惱。兩千多名中醫師休診半天以示支持，全國知名的胡慶余堂也強烈抗議。各大報紙都刊登支持的全版廣告，甚至散播一項謠言，指稱外國藥廠以六百萬美元賄賂余岩提案。

這個由中醫擁護者發起的示威活動被描述爲國民黨終結軍閥以來最龐大的群衆運動。在中醫師聚集開會的禮堂裏，牆上懸挂著兩副巨聯，分別寫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爲了爭取各界支持，中醫師不僅訴諸文化民族主義，更訴諸國貨運動。

國貨運動興起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是鼓勵人民購買國産商品以支持國家經濟獨立。藉由全體一致的經濟行動來回應國恥，國貨運動標志了一種新式群衆運動的興起。于是，政府官員與新興的中國資本家共同努力把愛國精神與購買國産商品連結爲一。借著把中藥轉譯爲「國貨」，中醫支持者不止可以爭取到中藥業者，更可以爭取到原本並不關心中西醫之爭的國貨運動的人士。

結果證明這是一項非常成功的策略。除了中醫藥業者本身之外，全國商業聯合會、國貨維持會以及藥業職工會（主要是藥業工人）都立刻表態支持示威抗爭。實際上，中國的藥業協會不僅從一開始就加入這場抗議活動，而且還接待了來自上海以外地區的代表。

在第一天結束之前，杭州中醫協會的一名代表說出了所有與會者的心聲：「全國中醫藥團體之團結，與此次之全國代表大會，爲空前未有之首舉。我中醫藥界，受人摧殘，至于如此，實堪痛心。今日爲我們代表大會開幕之第一日，我中醫藥界同仁，應以今日爲紀念日，亦即『三一七』爲我們今後永久之紀念日。」他的提議獲得熱烈鼓掌通過，于是三月十七日就此定爲「全國醫藥大團結紀念日」。

與會者最爲感動興奮的一點，就是目擊彼此以全國大會代表的身份齊聚一堂，從而見證了中醫是一個全國性的團體。這個目標當然不可能僅靠一次聚會達成，而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爲期三天的大會裏討論並且通過了一百零五項議案。除了反對余岩的提案之外，中醫支持者也決議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全國組織──不只代表中醫執業者，也代表制藥産業──借此「集中力量，以禦外侮」

許多代表提議借此機會爲中醫業與中藥業建立起永久的結盟關系。于是決議建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其中包含中醫界團體、中藥界團體，以及藥業職工團體。

此處必須理清的是，大會與會者刻意避免提及「中醫」，反而在他們的總聯合會與次聯合會名稱當中強調「全國」一詞。這麽做顯然是爲了制造他們代表中國大多數醫師與藥師的印象。在總聯合會之下，也設有各省、各縣與各區域的分會。面對被廢止的威脅，中醫執業者踴躍加入。在三年內，分會數目就從兩百四十二個增加至五百一十八個，包括在香港、菲律賓與新加坡的分支機構。爲了回應余岩提案的威脅，史無前例的跨國中醫網絡開始逐漸成形。

大會中最戲劇性的一刻，就是當與會代表要爲他們的專業「正名」之時。代表們不僅排斥「非科學醫」與「舊醫」這類帶有貶義的名稱，而且令人意外地，也決議拒絕「中醫」之名，盡管有些人已經如此自稱好一陣子了。郭適（Ralph Croizier）關于中醫的開創性研究的結論指出，國醫運動的主要動力是一種心理認同的需求，源于支持者希望能在文化巨變下保有獨特的中國認同（uniquely Chinese identity）。如果這真是最主要的動力，實在難以想象其支持者爲什麽舍「中醫」而偏好「國醫」之名。

這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就在于「國醫」一詞模棱兩可的意義。首先，國醫在英文裏翻譯爲national medicine雖然在大多數的情境下確實沒錯，卻排除了這個中文詞語的另一個重要含義。英文當中的nation與state這兩個概念，在中文通常都可由「國家」一詞翻譯。因此，一旦把「國」這個形容詞放在「醫」這個名詞前面，我們無從確知其意是指「民族的醫學」（亦即屬于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還是「國家的醫學」。

中文以同一個詞語代表「民族」與「國家」這兩種概念的做法，可能有曆史上的根源：國家建構與民族建構在歐洲是兩項獨立的曆史進程，但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卻結合爲單一個曆史進程。說得更精確一點，如同杜贊奇指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打造國家的努力是建立在民族主義以及相關現代化觀念的架構之內的」。

由于現代中文常將「國家」與「民族」這兩個概念混爲一談，因此國醫一詞的意義變地十分模棱兩可。一方面，如同一九六○年代的郭適與一九三○年代的醫學現代化人士所主張的，國醫可以被理解爲一種中國特有的東西，亦即中華文化的「國粹」。

另一方面，正如國曆指的是國民政府頒行的陽曆，國醫也可以理解爲受到中國國家正式認可的醫學。自從孫中山刻意選擇在一九一二年的元旦就職成爲民國的首任總統以來，國曆一詞就用于指涉陽曆。

支持這種「國醫」解讀方式（亦即視之爲「國家認可的醫學」，而不只是「民族醫學」）的強烈證據，來自于一個出人意料的源頭──西醫執業者。在中醫師策略性地自稱爲國醫之後，西醫師隨即在他們的年會上通過決議，禁止中醫師使用國醫一詞。最令人意外的是，當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一年成立國醫館後，由西醫師組成的上海醫師公會即正式要求政府把西醫指定爲國醫，因爲只有西醫才堪稱「國家的醫學」 。在他們的眼中，國醫就如國曆一樣，其中的「國」字指的不是中國特性，而是指受到國家的正式認可。

借著利用國醫一詞模棱兩可的意義，中醫師得以把中醫與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還有國家主義（statism）連結起來。換句話說，他們一方面成功地把中醫與「國粹」畫上等號，強化了中醫與中華文化的連結，另一方面，透過「國藥」的概念，又可以宣稱中醫有助于國家的經濟自主。

實際上，中醫師之所以選擇國醫這個名稱，就是因爲他們最重要的目標是要直接與國家建立關聯，比較次要的目標才是與文化民族建立關聯。一名代表直接指出國貨運動帶給他的啓發：

不曰中貨大會，而曰國貨大會。吾國中醫是國粹，中藥是國産，是故可于此次大會決定，將中字換去，以國字冠之，則國醫國藥之名義，甚合近時潮流也。

如同國貨運動人士，中醫支持者最想要拉攏的並不是文化中國，而是興起中的現代國家。極具象征性的是，與會代表決議將示威活動第一天的三月十七日訂爲國醫節，從此每年慶祝，直到共産黨接掌中國爲止。面對國家的壓迫，中醫藥業者致力于自我組織爲一個全國性的實體。國藥、國醫，尤其是國醫節這幾個突顯出「國」的名稱，都見證了中醫現代史的起始點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那時中醫師集結起來迎向中國的第一個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