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在曆經十六帝，享國276年後，終于走到了盡頭。

明朝末年，內有黨爭、貪官汙吏，外有流民起義暴動，滿洲崛起，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朱氏江山已經無藥可治，不能不亡。然而這種衰敗現象，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

昏君亡國，這是中國曆史上不爭的事實，從正德算起，到亡國之君崇祯，六任皇帝，人人都是敗家子，任是神仙也救不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16年，極其討厭正常秩序所要求于皇帝的程式化生活，在宮外築豹房居住，喜歡體會領軍沖鋒陷陣的滋味，後因巡遊江南溺水，30歲駕崩。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以旁系人繼大統，爲大禮儀之爭導致朝政的混亂，後迷戀于道術，爲求端葵幾乎被宮女謀去性命，奸相嚴篙因而得以長期柄政。

隆慶皇帝朱載垕，在位6年，但大獄叠起，社會凋敝，朝綱不振，邊患頻仍，時人已有國危之歎。

萬曆皇帝朱翊鈞，8歲登基，在位48年，初期朝政委托張居正，國事頗見起色，但張居正死後皇帝已長大成人，年輕的皇帝可以否定張居正的改革，但卻拿不出治國治民的更好辦法，在《明實錄》中留下了爲立皇後、立太子、封王等事與群臣的綿長爭持，還有預修陵寢、消極怠工不上早朝、派礦監稅使爲宮廷斂財聚貨等等一連串的劣迹。

泰昌皇帝朱常洛當年繼位當年死去。

天啓皇帝朱由校，在位7年，即位後把政事交給魏忠賢，自己在後宮操斧弄鋸，盡興發揮其不俗的木工技藝。

崇祯皇帝朱由檢，在位17年，算是明朝中後期最勤勉于政事的皇帝，但大明江山卻恰恰爲他所葬送，雖然不能因此要崇祯爲明亡承擔全部責任，但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無能的皇帝。

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熜、隆慶皇帝朱載垕、萬曆皇帝朱翊鈞、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啓皇帝朱由校、崇祯皇帝朱由檢，要麽消極怠政如萬曆，要麽頑劣不堪如天啓，要麽暴虐嗜殺如崇祯，一個賽一個無能，是明朝曆史的罪人。

這幾位皇帝論智商都不低，勇猛者如正德，精細者如崇祯，藝術者如萬曆，才藝者如天啓，他們都不乏超常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是明朝被他們折騰的體無完膚。

正德雖然不以殘忍聞名，但其一意孤行，算是暴君；天啓寵信自己的乳母溫客氏及不知書的魏忠賢，雖有聰明木匠的天份，政治上卻是一個地道的昏君；萬曆少年即位，只能是太後與閣臣的傀儡，中年以後又成了曆史上最著名的懶皇帝；光宗即位時即已病魔纏身，做皇帝月余就死去；嘉靖則可算是集昏、暴、庸于一身的皇帝，嘉靖一朝沒有亡國，算是幸事，但朝政發展到不可收拾，階級矛盾日益激化。

萬曆十一年，1583年科舉，萬曆出了一道長達五百字的殿試題目，大意：爲什麽人君越想勵精圖治，但後果卻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懈？人君究竟是缺乏仁民愛物之心，還是過于優柔寡斷？

從萬曆到崇祯都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明朝，內閣制和宦官制是爲了加強皇權統治，平衡內廷和外廷權利而設置的輔政系統。其決策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首先，外廷奏章先經皇帝閱覽後，發至文淵閣，由內閣大學士以皇帝名義作批答草稿這叫做“票擬”，用小票墨書貼于奏疏進呈皇帝，這些政務處理意見供皇帝在決策時參考。

其次，皇帝參看完內閣呈遞的票擬後往往自己不批示，而是交給司禮監太監由他們按照皇帝的意思進行批示並下發各衙門執行，這叫做“批紅”。

這種制度設計，在明朝初期中期，把過去相權進行進一步的分解，由內廷和外廷共同執掌防止任何一方權利擴大，加強了皇帝的專制權力，能夠保證自己掌握帝國的軍政事務不至于大權旁落。但是隨著明朝進入了中後期，特別是明末時期這種輔政機構的弊端就越發的凸現了出來，帶來了政權的不穩定，對社會經濟、邊關防務帶來極大的危害。

萬曆發現官僚們個個看上去道貌岸然，慷慨國事，但沒有一個值得他信賴，皇帝可以把不稱心的官員革職查辦，但很難升遷拔摧他所喜愛的官員，因爲超常的行爲會引來衆多的批評，超摧的官員會成爲衆矢之的。官僚之間發生沖突，必須由皇帝作最後的裁決，萬曆最好的辦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方能平息政治波瀾。

號稱勤勉的崇祯皇帝，身處社櫻存亡之際，對有司呈送的若幹要職候選人，由于擔心爲屑小蒙騙和助臣下黨同之勢，只好通過占蔔決定，從這一層次上說，懶惰平庸的無能皇帝是明朝的官僚體制塑造出來的。

在明朝中後期的政治生活中，不能說沒有求改革求發展的進步因素，但改革要求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況下得到皇權的支持才能變爲國家的意志，更多的時候則是被平庸昏暴的皇權所掩沒乃至扼殺。

明朝中後期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先是嘉靖時期的大禮儀之爭，後有萬曆時期的立儲之爭，著名的三案表面上是宮中的是是非非，要害處都與皇統的繼承息息相關。每一次危機都伴隨著閣臣易人和高層官僚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只是這些危機和政治動蕩不是緣自對政府首腦職位的合法競爭，無關治國治民的基本國策，其全部的政治意義只是官場的爭權奪利。因此，明朝中後期的統治從帝位的更替中得到的不是生機與活力，而是混亂和暮氣。

明末黨爭，先是東林黨與浙黨、齊黨等爭鬥，後來魏忠賢宦官勢力形成閹黨，鬥爭更加殘酷。

天啓皇帝登基之初任用了由正直的東林黨人士組成的內閣，可在這之後很短的時間就開始信任魏忠賢，朝政逐漸被魏忠賢及其閹黨把持，正直的東林黨人受到殘酷的迫害，或被殺，或被罷官。到崇祯帝即位後，懲治閹黨魏忠賢，東林黨又一次把持政權。但是僅到了崇祯二年，東林內閣就在閹黨的翻案和反撲中倒台，閹黨重新把持朝政。

如此快的人員變更無疑對于當時內憂外患的明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然而這樣的情形再加上萬曆帝的怠政, 以及萬曆以後皇權的頻繁更叠，使明朝對于災害、民變、戰爭等應急事件的反應能力變弱，政策無法延續，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官僚一方面追逐功名爵祿，將自身的榮華富貴寄托于朝廷的恩寵，另一方面又與民爭利，浸蝕支撐朝廷的社會經濟基礎。官僚地主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明朝大臣徐階、嚴篙、顧憲成、高攀龍、缪昌期，或是大地主，或是經商，或放高利貸，結果是無數農民失去土地，或淪爲佃農，稅額轉嫁到無地少地的編戶齊民身上，進一步促使小農破産和逃亡，土地集中更爲嚴重，出現惡性循環，乃至欺行霸市，逃避關纏稅收，破壞國家法度，蠢國害民。

崇祯皇帝曾發诏書痛切地指出：“官吏行酷，暗害民生”“紳绮土豪，驕暴侵霸”“藩王宗室，暴虐態唯”“勳戚及內外官肆行擾害”。官僚權貴有賴朝廷維護其特權和地位，但他們又肆無忌憚地蛀蝕朝廷賴以實現其統治的社會和經濟基礎，因而再強大的統治政權也終究難逃大廈崩塌的命運。

清朝康熙十八年，在康熙皇帝的親自指導下，《明史》館開始工作，43年後的康熙六十一年《明史》基本纂修完畢，共三百一十卷。

關于明朝的滅亡原因，清初史官們多以爲明亡于太監。康熙皇帝也不否認明末太監擅權與明朝滅亡有著直接的聯系，但他關于明代黨爭對政治的危害也有他自己的認識。他認爲明朝滅亡，固然與太監亂政有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若把明亡全數罪之于太監，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在于明中期以來皇帝與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