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金庸和胡適，總讓人覺得金庸活在現代，胡適活在民國，他們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其實金庸出生于1924年，胡適出生于1891年，他們只相差了33歲。曾經有38年時間，他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從個人關系上來說，胡適有個朋友名叫徐志摩，徐志摩的父親有個堂妹嫁給了金庸的父親，這算是二人輾轉千回八竿子也未必打的著的一點關系。除此之外，二人基本沒有什麽交集，二人之間唯一一次交流還是發生在媒體上。

1958年12月8日，胡適到今天台北世新大學的前身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參觀，並且發表演講。第二天，這篇演講發表在台灣的《中央日報》上，取名《新聞記者的修養》。

在文章裏，胡適要求新聞記者要有“辯冤白謗”的修養，就是要像偵探一樣探究事情的真相。爲此，他還舉了兩樁國外的冤案，都是有人曆經多年追求真相，最終讓蒙冤者得以重見天日的故事。

要求記者“辯冤白謗”，這實在是一種超高的要求了，這其實是大衆對于司法機關的要求，記者只要能全面如實反映真相也就行了，今天的記者連這點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再提了。

這段演講其實是倚老賣老，當時世界新聞學校剛成立三年，請胡適這個知名的老學者老官僚，無非是爲了提高學校的知名度，給自己臉上貼金。胡適雖然不是學新聞出身，但是資格老名氣大，倒是什麽專業都敢插一嘴，別人也不敢說什麽。

只是，在演講的開頭，胡適要求新聞記者多看“偵探小說”，他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他舉例福爾摩斯，希望學新聞的同學多看看。

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看偵探小說就能培養科學精神，就能讓人“辯冤白謗”窮究事情真相？太想當然了吧。這就好像有人說，怎麽能提高國足的技戰術水平，有人提議多看巴西、阿根廷、德國這些國家的比賽錄像就行，這不是胡扯嗎？

可以這麽說，胡適的這個演講其實就是泛泛而談，水平就壓根談不上，應景而已。但是，演講稿發表出來後，卻在香港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問題就出在那句話——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

當時的香港文壇，新派武俠正是方興未艾的時候，自從1954年梁羽生寫出《龍虎鬥京華》以來，新派武俠在香港蓬勃發展。胡適的演講發表之際，金庸正在寫自己的第五部武俠小說《神雕俠侶》，古龍的第一部武俠小說《蒼穹神劍》也正在醞釀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胡適說武俠小說下流，這當然讓這些香港的武俠小說作者非常不滿。尤其是金庸，當時他剛剛創辦《明報》，正需要連載自己的小說來招徕讀者，胡適的這個說法對他的事業來說無異于當頭一棒。

于是，就在胡適文章發表的第二天，金庸就在《明報》發表社論，標題爲《最下流之胡適之》。這就是當時《明報》文章標題的風格，簡單粗暴，刺激神經，是今天標題黨的祖先。對比胡適那個演講，金庸的這個社論更沒有價值，就是一篇謾罵之詞。

文章先說，胡適幾十年如一日抹黑中國文化，诋毀《水浒》诋毀《京劇》，乃至诋毀中國人“懶惰肮髒，不可救藥”，接著就說既然胡適對中國如此水土不服，幹脆去美國好了，有骨氣的中國人都應該稱他爲“最下流之胡適之”。

說實話，金庸說胡適诋毀《水浒》，這就有點抹黑的意思了，胡適對《水浒》的評價其實不低，甚至將其與《左傳》並列，可謂高擡了。至于诋毀傳統文化，诋毀中國人，也是多少出于改變中國人文精神的目的，對不對可以討論，罵人倒是不必了。

至于後面，他說胡適將美國視作“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這倒是沒看錯，胡適一向把美國當做他的精神國土，拿著美國人的錢，常年替美國說話，說他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也不爲過。當年胡適的頂頭上司蔣先生就說他是文化買辦，一點不錯。

回到二人的這場爭辯上，其實，這倆人吵的這場架挺沒意思的，一邊是信口胡說，一邊是潑婦罵街，既談不上精彩，更談不上價值。兩篇文章過後，二人再無糾葛，只留下一段八卦給後人做談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