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那個時代的中國，率先締造了一整套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不僅僅是一種政策，更是一種寬容政治的象征，一種對民衆的深深關懷。在那個專制王朝的時代，北宋對百姓的福祉如此重視，實屬難能可貴。
從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時代的光輝。首先，對于退休官員的照顧，北宋設立了全球最早的退休金制度。從真宗、仁宗時期開始，只要五品京官在朝中服務滿15年，退休後便能享受到月俸，這是對他們辛勤付出的回報，也是對他們晚年生活的保障。
再者，北宋還開創了養廉銀制度。這是給文官們除了基本薪水之外的額外獎勵，包括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用以激勵他們更好地完成公務，提升工作效率。這種制度，既是對文人的尊重，也是對他們工作的認可。
此外，北宋還實施了全球最早的敬老津貼，這一制度始于仁宗時代。這項津貼被形象地稱爲“醬菜錢”，雖然名字聽起來有些俗氣，但其背後的意義卻是爲老人家提供加菜的錢。只要是北宋的臣民，年滿六十歲，便能每月領取幾吊銅錢。而對于八十歲以上的長者，除了銅錢，每逢節日，政府還會送上臘肉和各種禮品，這份關懷，真是細致入微。
各位，當歐洲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摸索時，東方的宋朝已經走在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前沿，爲百姓提供了如此周到的照顧，彰顯了宋朝的文明與進步。
除此之外，在仁宗的統治下，逐漸走向成熟與繁榮。這一時期，政府極度關注老弱孤寡的人民，積極采取措施照顧他們。于是，北宋王朝與寺院聯手，由政府撥款，寺院負責，共同承擔起收養孤兒和照顧無人照料的老人的重任。
有的孤兒和老人直接在寺院裏生活，而有的則被寺院收養，如同家人般照顧，直到長大成人後再讓他們獨立謀生。在那個時代，中國社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盛行，許多家庭因環境艱難或子女過多，導致許多女嬰被無情地遺棄。宋仁宗深感痛心，他不忍看到這些無辜的女孩在世間自生自滅，于是推動了這項慈善舉措，讓孤兒，尤其是女孩，能在寺院的庇護下得到政府的關愛與照顧，健康長大。
北宋人口的迅速增長，突破1億大關，絕非偶然。這得益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安定，政府輕徭薄役，盡量減輕百姓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政府對百姓的關愛與照顧，使得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從而爲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寺院收養照護的慈善事業在唐朝已有雛形，但真正將其規制化並推廣到全社會，是在真宗、仁宗時期。唐朝時，主要是寺院自發進行這樣的慈善活動，而到了宋朝，政府則與寺院緊密合作，共同承擔起這一社會責任。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中慈善機構的傳統，如今我們看到的慈濟、佛光山等慈善組織，正是這一曆史傳統的延續和傳承。
他所創辦的機構命名富有深意，居養院如溫馨的港灣，庇護著歲月的老人；安濟坊如同庇護所，爲病殘者提供庇護；而慈幼莊，則如慈愛的母親，呵護著無依的孤兒。這些機構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彰顯著其複合性的智慧。一個寺院便能承載多重功能，其內部組織之完善，不禁令人贊歎。
更令人欽佩的是他所創立的以工代赈制度。在現代，這或許被稱爲“以兵代赈”，但其核心精神在于廂兵制度。當黃河泛濫、水災肆虐、蝗蟲漫天之時，政府招募士兵，並非爲了征戰沙場，而是讓他們化身爲勤勞的工匠，爲政府服務，成爲仆役差役。雖然薪資微薄，但這一制度的特點在于其包容性，無論年老年幼，只要身體健康，皆有機會參與。報名後經過篩選，政府爲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他們在艱難時期得以生存。
這一制度與現代的經濟低迷時期頗爲相似，當失業問題嚴峻時，政府或許可以借鑒此法，招募失業者參與公共建設，如清掃街道、美化環境等，以工代赈，既解決了就業問題，又改善了社會環境。
仁宗的智慧在于他不僅創建了廂兵制度，還對其進行了細致的分層。體格健壯的廂兵被選拔進入禁軍，成爲校閱廂兵，爲國家的安全貢獻力量。而那些無需校閱的廂兵，則成爲社會的長工，雖然名義上仍是士兵，但實際上已與軍事訓練脫節，成爲了社會福利體系的一部分。這種制度設計，既確保了國家的安全，又兼顧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整個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周全而細致，體現了仁宗的仁愛與智慧。
另外北宋也是古代王朝裏面，政治最寬容的時代，在北宋是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其中有一個代表，那就是包拯，戲曲裏面也稱他爲包青天。
曆史上的包拯是位安徽合肥的才子，他的仕途之路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曾任樞密副使、朝散大夫，更是給事中，相當于今日的監察院副院長。他的清廉正直，使得民間尊他爲青天大老爺。
然而，包拯的威名並非僅僅來自于他的明察秋毫和斷案如神。更重要的是，他那犯言直谏的勇氣。慶曆四年，他上書宋仁宗，力陳清廉的重要性，痛斥貪贓枉法者爲明賊。他七次彈劾江西轉運使王逵，揭露其貪汙腐敗、殘害百姓的罪行。他更是對北宋的任官制度提出尖銳批評，認爲朝廷冗員過多，用人不當。
包拯的直言不諱，使得當時的皇親國戚都對他敬畏三分。他三次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瑤佐，稱其爲“真清朝之穢汙，白晝之魑魅”。結果，張瑤佐被迫丟官，此事震動了整個京城。從此，皇親國戚都收斂了許多，不敢再爲所欲爲。
嘉佑六年，包拯成爲樞密副使兼龍圖閣大局，相當于副宰相的職位。他兼任開封府尹時，更是贏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愛戴。民間有句俗諺：“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任何人都不敢去關說包拯，因爲他的臉像閻羅王一樣鐵面無私。
然而，1062年，這位青天大老爺在開封府尹的任上病逝，享年63歲。宋仁宗深感痛惜，加封他爲東海郡開國侯，贈禮部尚書。據說，他去世時，宋仁宗還親自慰勉他的家人和兒子，並給予他們豐厚的優待。這一舉動，無疑彰顯了宋朝寬容政治的精神。
包拯的一生，可以說是宋朝寬容政治的一個縮影。包拯，這位名垂青史的人物，不僅未受宋仁宗的猜忌，反而贏得了極高的贊譽與地位。這，便是他以其無私奉獻和剛正不阿贏得的尊重與榮譽。
對于某些傳言，我們必須予以澄清。有人認爲包拯的“權知開封府尹”並非正式職位，這實乃誤解。在宋朝，只有皇室成員，尤其是王子，才有機會獲得真正的開封府尹一職。而“權知”二字，實則是對于非皇室成員擔任此職的一種尊稱。因此，包拯以副宰相之尊兼任首都市長，其地位之高，可見一斑。
此外，龐太師這位曆史上的倒黴鬼，他是一位清官，而非惡徒。他的兒子並未被包拯所斬，這是我們必須記住的事實。同時，他與龐統並無血緣關系，這也是一個常被誤解的點。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對于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做法，展現了他的包容與智慧。他對于正確的事情，總是給予充分的支持與尊重。這種對于言論自由和臣子尊嚴的尊重，無疑是宋朝政治的一大亮點。
再者，宋朝對于柴家子孫及降兵的善待，也體現了其穩定的統治基礎。太祖朝並未真正統一中國，吳越等地仍處于獨立狀態。然而，到了太宗時期，吳越選擇歸順宋朝，兩國合一。對于吳越的王室，宋朝同樣給予了極高的尊重與待遇。這種寬容與尊重，無疑爲宋朝的穩定與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總的來說，宋朝的包容政治體現在多個方面。無論是對于前朝降臣，還是對于被其打敗的國家，宋朝都給予了極大的寬容與尊重。這種政治智慧，使得宋朝得以在混亂的時代中，保持相對的穩定與繁榮。
吳越國的的最後一位國王錢俶，選擇了納土奉降，爲家族的未來鋪平了道路。他的八個兒子，在朝廷中得到了重用，成爲了地方上的實權官員，這不僅僅是權力的象征，更是朝廷對他們無盡的信任與期待。
錢家，這個曾經在江南地區顯赫一時的家族，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成爲了朝廷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北宋時期，百家姓中的“趙錢孫李”，錢家位列第二，僅次于皇姓趙氏。這不僅彰顯了錢家的地位，更體現了江南地區對北宋朝廷的向心力。
然而，曆史總是充滿了變數。靖康之難的發生，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在這場災難中，北宋的朝廷幾乎陷入了絕境。而在這關鍵時刻，錢家的故土——浙江，成爲了朝廷最後的避難所。南宋王朝在這片曾經屬于吳越國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家園，延續了150多年的輝煌。
這一切，並非偶然。錢家人在宋仁宗時代依然身居高位，他們的智慧與才華，爲江南地區的繁榮穩定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與宋朝相始相終，共同書寫了一段輝煌的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