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唐太宗昭陵六駿是古代石刻名作，其背後有著哪些不爲人所知的故事？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博研究院副院長霍宏偉近日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講堂，講述了這六件名作背後的起名、雕造等一系列鮮爲人知的故事。《光明日報》11日發表文章，摘取了霍宏偉講堂的主要內容。文章轉載如下：』
唐太宗昭陵六駿是大家熟知的中國古代石刻名作。作爲大型高浮雕石屏作品，昭陵六駿題材取自唐太宗李世民征戰疆場故事，經藝術家高度概括與提煉，生成圖像繪本並以之爲藍本，最終創作完成，並放置于陝西禮泉九嵕山北坡。
從美術史角度觀之，昭陵六駿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中國古代陵墓雕塑多爲圓雕，鮮見此類大型高浮雕。不僅如此，昭陵六駿石刻可謂彙集了諸多初唐名人智慧——從目前研究結果來看，它當初是由繪畫大家閻立本繪制藍本，建築名家閻立德主持依形複刻于石上，唐太宗自撰贊文，書法大家歐陽詢書丹，書畫名家殷仲容刻石，代表了唐初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魯迅先生曾經評價昭陵六駿之創作手法“簡直前無古人”。
目前昭陵六駿石刻真品，其中“四駿”（白蹄烏、特勒［勤］骠、青骓、什伐赤）藏于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其余“兩駿”（飒露紫、拳毛騧）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以下簡稱“賓大博物館”）。本次講座我將結合近年來學界相關研究成果，以及我在賓大博物館對海外“兩駿”的考察情況，盡力幫助大家構建一個關于昭陵六駿的時空框架。
▲2023年11月17日，遊客在湖南祁陽浯溪碑林數字化體驗展廳拍攝。（圖片來自中新社）
/雕造/
昭陵六駿的題材取自唐初武德元年至五年（618—622年）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戰中先後乘騎並殁于沙場的六匹戰馬。
昭陵六駿的雕造與唐太宗昭陵的營建密切相關。昭陵是唐太宗與文德皇後的合葬墓，位于今陝西禮泉九嵕山上。關于昭陵六駿雕造的具體時間，學界目前有兩種觀點，即唐太宗時期說與唐高宗時期說。通過史料分析，我個人贊同第一種觀點。昭陵六駿每件重數噸，屬于敘事題材的大型浮雕，考慮到初唐的工藝條件，實難在短時間內完成，根據其展現的高超藝術水平，更是需要主創的多年積累與工作。而從唐高宗登基到太宗下葬昭陵，這段時間對于昭陵六駿完成創作來說是不夠的。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下》載：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上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二……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庚寅，葬昭陵。”又《舊唐書·高宗本紀》載：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八月）庚寅，葬太宗于昭陵。”由此計算，從唐太宗去世到入葬昭陵，前後只有三個月。這麽短時間內要完成昭陵六駿與十四國蕃君長像等工程，包括整體規劃設計、繪制藍本、開采石料、雕刻石像、運輸上山等一系列工作環節，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昭陵營建工程開始于唐貞觀十年（636年）。《舊唐書·太宗本紀下》載：貞觀十年（636年）夏六月，“己卯，皇後長孫氏崩于立政殿……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後于昭陵。”《冊府元龜》記載了同年唐太宗李世民與侍臣談到了六駿石刻刊刻一事——“帝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爲镌真形，置之左右，以申帷蓋之義。’初，帝有駿馬名馺露紫霜，每臨陣多乘之，騰躍摧鋒，所向皆捷。嘗討王世充于隋蓋馬坊，酣戰移景，此馬爲流矢所中，騰上古堤右庫。直丘行恭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此節中唐太宗所言“以申帷蓋一義”，“帷蓋”意指車的帷幕與頂蓋。這一典故源于《禮記·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漢書·陳湯傳》谷永上書：“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後遂以“帷蓋”爲接受或給予恩惠的典故。“至是”，即自始至終，反映出當時李世民率軍與王世充軍隊鏖戰之際，將軍丘行恭與戰馬飒露紫的驚人表現，給李世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由文本來看，唐太宗當初命人刊刻六駿的本義是爲了感念坐騎戰馬及部下的救援之功，即“濟朕于難者”。而北宋人則認爲，初唐“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是爲了宣揚唐太宗李世民在唐王朝開國過程中平定天下的卓著功勳，後世觀之，這當爲刻立昭陵六駿的引申義。唐貞觀十一年（637年）二月，太宗下诏：“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茔地一所，及以秘器……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舊唐書·太宗本紀下》）
綜合上述幾條文獻資料分析，貞觀十年文德皇後駕崩一事對唐太宗有較大影響，他由此開始考慮昭陵的規劃、設計問題，先提出了將他以往所騎乘的戰死疆場部分駿馬的形象，刊石镌形，置于山陵左右。隨後又正式下诏，對陵園營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诏書中所說“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反映出貞觀十年昭陵營建工程開啓，設施隨之逐漸完備，呈循序漸進狀態。由此判斷，昭陵六駿浮雕石屏的雕造時間，實應完成于太宗貞觀年間，其上限爲貞觀十年（636年），下限爲貞觀二十三年（649年）。
在六駿石刻中僅有一件刻畫了人與馬的形象，即現存賓大博物館的飒露紫。從現場來看，這件石刻爲長方形，外圍以邊框，上、左、右邊緣寬度基本一致，下緣較寬。整個石刻高1.69米、寬2.06米、厚0.4米。左上角向內突出一塊方形平整石面，框內爲主體形象，均爲側面像。飒露紫正是前文所載李世民討伐王世充時所乘坐騎。該石刻以浮雕形式，表現了馬呈伫足狀、秦王部將丘行恭側立于馬頭前、用手將馬胸前中箭拔出的瞬間場景。在石駿左下角及左側面邊緣下部，殘存陰線刻花卉裝飾紋樣。石刻背面略顯粗糙，未經細致打磨。《舊唐書·丘行恭傳》對唐太宗所述戰事做了進一步的描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二月，丘行恭跟隨李世民討伐盤踞洛陽的王世充，兩軍會戰于城北邙山。李世民親率數十騎前往探知王世充軍虛實，途中與王世充軍發生戰鬥。混戰中，李世民爲一道長堤所阻，與大部從騎失散，僅剩丘行恭一人跟隨。此時敵軍精騎緊追而來，放箭射中李世民坐騎。危急時刻，丘行恭回馬反射百發百中，敵人一時不敢向前。丘行恭急下馬拔李世民坐騎所中箭，並讓太宗換乘他的戰馬，他自己在馬前步行護衛，手執長刀一路連斬敵軍數人，護李世民突出重圍，終與唐軍會合。丘行恭此戰之功，遂致“貞觀中，有诏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于昭陵阙前”。
賓大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拳毛騧石駿，刻畫的是李世民平定劉黑闼時的坐騎。石像高1.65米、寬2.07米、厚0.44米。畫面中，拳毛騧呈行走狀，兩蹄著地，兩蹄擡起，缰繩、鞍鞯等馬具雕刻風格寫實。比較賓大博物館兩駿的畫面主體形象，前者石屏包括一人一馬，後者僅刻一馬，故拳毛騧形象比飒露紫略顯高大，但目前殘損較爲嚴重，右上隅呈三角形區域石體缺失，後人補石複原。拳毛騧浮雕大面積存在一層附著力極強的石鏽，推測是由于長期仆倒于地所致。
昭陵博物館藏唐龍朔二年（662年）許洛仁碑載：“公于武牢關下，進騧馬一匹，囗囗追風……每臨陣指麾，必乘此馬，（下空）聖旨自爲其目，號曰洛仁騧。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誠節，命刻石圖像，置于昭陵北門。”有學者考證，許洛仁進獻給秦王之馬，當爲昭陵六駿中的什伐赤。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卷一六《縣六·醴泉》載：“太宗昭陵，在縣西北六十裏九嵕山……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宰相一十一，丞郎三品五十三……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在昭陵數量衆多的陪葬墓中，就有左武衛大將軍天水郡公丘行恭、冠軍大將軍許洛仁的墓。
/千年/
唐代直接記述昭陵六駿的文獻資料相對較少，且其中具體信息尚存不實之處。例如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羊虎”條載：“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九嵕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此節言說六駿石馬位置在昭陵門前，實際上石馬並非立于山陵門前，而是位于陵後之北司馬門內。《安祿山事迹》卷下記載：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八日，唐將哥舒翰出兵潼關，被安祿山部將崔乾祐打敗。十四日，潼關失守。注雲：“陣之既敗也，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鬥，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此節中出現的“石人馬”，推測指昭陵六駿之一的飒露紫，因六駿雕刻中出現人馬共存情景的，唯有丘行恭爲戰馬拔箭的飒露紫。有學者進一步認爲，這一記載反映出盛唐之後隨著時間推移，昭陵六駿逐漸神化，已從皇家陵寢上被稱爲“石馬”的紀念性雕塑，逐漸變成民間被視爲具有非凡力量的“神駿”。
考察唐代詩歌，涉及昭陵六駿的詩句可謂鳳毛麟角，且均稱“石馬”：
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杜甫《行次昭陵》）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杜甫《韋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李商隱《複京》）
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韋莊《聞再幸梁洋》）
現藏昭陵博物館的北宋開寶六年（973年）镌刻《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碑陰刻有《唐太宗昭陵圖》及北宋紹聖元年（1094年）遊師雄題記，題記下方爲陰線刻昭陵圖。其上部中央爲皇城，城南東西向略列八排，其中有“丘行恭墓”“許洛仁墓”。此碑的刻立，說明北宋時期對昭陵的祭祀已開始由位于九嵕山南面的寢殿改爲距山較遠的唐太宗廟內，其遺址位于今陝西禮泉縣駿馬鄉舊縣村（宋代醴泉縣治）。該廟宇建築在金代已有損毀，後得到維修，並于金天眷元年（1138年）刻立《大金重修唐太宗廟碑》。
我們現在常用的“昭陵六駿”之名，最早見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遊師雄題《昭陵陸駿》石碑。《宋史》記載有遊師雄生平事迹，另有《永樂大典》所記可補史阙。《永樂大典》引《陝西志·人物》：“宋遊師雄，字景叔。直龍圖閣知河州，名莅官二十余年，率常在邊，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山川險易、種落旌姓，靡不周知。”上述石碑爲蔡安時篆額“昭陵陸駿”，我以爲這應是昭陵“六”駿最爲正式的名稱。此碑文記載，昭陵六駿分別爲飒露紫、拳毛騧、白蹄烏、特勒（勤）骠、青骓、什伐赤。這塊碑是昭陵六駿圖像傳播史上的重要節點，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它讓今人了解到北宋之前唐代六駿的定名、排序及形象特點，也爲後人創作六駿題材的作品以及研究提供了坐標。此碑爲平面陰線刻，集六駿圖像與馬名、像贊于一碑，便于制拓、保存資料並利于傳播，爲後世對昭陵六駿資料的著錄與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我所制的六駿圖片順序說明也是根據這一資料。
關于《昭陵陸駿》石碑上六駿的排序，即六駿像贊如何錄文的問題，目前有兩種排序形式。明代方志孤本《崇祯醴泉縣志》及當代學者張沛、李舉綱的排序相同，均爲西一飒露紫，東一特勒（勤）骠，西二拳毛騧，東二青骓，西三白蹄烏，東三什伐赤。陳誦雎、沈睿文錄文排序相同，均爲東一特勒（勤）骠，東二青骓，東三什伐赤；西一飒露紫，西二拳毛騧，西三白蹄烏。
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我認爲還可能有新的錄文形式解釋。按照古人書寫、讀碑的順序，應該是自上而下、由右及左，還原到昭陵的實際環境中去，即爲從南到北、自西向東的順序。《昭陵陸駿》碑上六駿的排序與六馬像贊錄文如下：
飒露紫，西第一，紫燕骝，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砻三川，威淩八陣。
拳毛騧，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黑闼時乘。月精按辔，天驷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乘。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辔平隴，回鞍定蜀。
特勒（勤）骠，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青骓，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窦建德時乘。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什伐赤，東第三，純黑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瀍澗未靜，斧钺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有學者認爲，金代畫家趙霖繪制的《昭陵六駿圖》，當是據北宋線刻拓本摹繪，其某些部位細節與唐代昭陵石刻有所差異。原作石刻是高浮雕，且沒有顔色，如果把它變爲著色的線描圖畫，無異于再創造。明代方志孤本《崇祯醴泉縣志》中則保存有一幅《唐太宗廟制舊圖》，記錄了該碑在廟中的空間位置。從此圖來看，整座廟宇的平面布局呈“四”字形，分爲左、中、右三所院落，其中心院落面積最大，以南面的廟大門與北面的大殿形成南北中軸線，位于中部的儀門與東西圍牆將其劃分爲前院、後院。在前院甬路東側，立有六駿馬碑、太宗廟碑；在與之對應的甬路西側，則有昭陵圖碑、太宗廟碑。該縣志還保存了明代人摹繪的昭陵六駿線圖及贊文，因是孤本，今人罕見。
這裏我要補充一點，宋代石刻及金代繪畫上對六駿之一都作“特勒骠”，後來經過諸多學者考證，現在認爲它應作“特勤骠”。
明清兩代王朝開始在九嵕山北坡的北司馬門址進行墓祭，並留下大量碑刻。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禦制祝文》石碑是現存唐代之後最早的朝廷在北司馬門進行祭祀的記錄。這說明宋金時期的廟祭到明代後又有了墓上祭祀。現存昭陵北司馬門的明清兩代祭祀碑留存較多，共計21通。明代禦制祝文碑包括正統元年（1436年）、成化元年（1465年）、弘治元年（1488年）等。昭陵北阙留存清代石碑較多，如見于著錄的四通禦祭碑，分別爲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另外，在山下禮泉縣煙霞鄉東坪村東越國太妃燕氏墓前，還立有一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大清防護昭陵之碑》。從後世的角度來看，明清時期的墓上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昭陵六駿石刻的作用。蓋因當時既有王朝組織的祭祀活動，昭陵六駿就可能得到較好關注及保護。不過這一過程中也會出現破壞性保護與管理的現象，如明人即有將唐代碑石改爲他用之舉。還有學者推測，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發生的關中大地震，曾導致關中地區諸多碑石仆倒斷裂，這對昭陵六駿可能也造成了嚴重影響。
/流散/
清末，隨著清政府閉關自守政策的瓦解，部分外國人進入中國境內考察名勝古迹。目前所見最早關于昭陵六駿的圖片，是1907年9月10日法國漢學家沙畹拍攝的黑白照片。從畫面上看，昭陵石刻上方原蓋有數間房屋，以保護石駿。後因年久失修，屋頂僅存半面坡頂，其余多已坍塌，殘垣斷壁終無法遮擋風雨對石刻的侵蝕。保存最爲完整的石駿爲飒露紫，其次是青骓，余者皆出現不同程度的斷裂。1906年—1910年，日本學者足立喜六任教于陝西高等學堂，遍訪西安周邊漢唐遺迹，並著《長安史迹考》。他曾經考察過昭陵北司馬門址，目睹當時六駿石刻狀況。“沿斷崖迂迴山陵東南，在陵之正北，爲北向稍傾斜之廣闊平地……再登小石階，兩側有石室對立。屋頂破而牆壁崩，狀頗荒廢。其內各置半祼之六駿碑三座……制作悉皆雄壯巧妙，判定爲古來之物，幸尚少破損滅，得完整保存之。近因某歐洲人前來秘密收買，運至西安城，爲官憲沒收，現保存在圖書館中。”
1913年，昭陵兩駿石刻被偷運下山。1918年，昭陵兩駿輾轉出現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倉庫，後借展于費城賓大博物館，1921年由該館購藏。1916年，又有不法之徒欲將余下昭陵四駿盜運下山，所幸被截獲，收藏于陝西圖書館，後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館。
“兩駿”至賓大博物館，由此開啓了國人此後百年間對其去向的持續關注。1925年，留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梁思成寫信告知其父梁啓超，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駿中的兩駿已流落美國。梁啓超回信說：
昭陵石馬怎麽會已經流到美國去，真令我大驚！那幾只馬是有名的美術品，唐詩裏“可要昭陵石馬來，昭陵風雨埋冠劍，石馬無聲蔓草寒”，向來詩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賜的名，畫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據的。我所知道的，現在還存四只（我們家裏藏有拓片，但太大，無從裱，無從挂，所以你們沒有看見。）怎麽美國人會把他搬走了！若在別國，新聞紙不知若何鼓噪，在我們國裏，連我恁麽一個人，若非接你信，還連影子都不曉得呢。可歎，可歎！
（《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考古/
以往討論昭陵六駿時，關注點大多集中在兩駿被盜經過、六駿之美術史以及修複保護等方面，未見有詳細論及昭陵六駿的原生與次生環境者。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對昭陵北司馬門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發掘面積5100平方米，這次考古工作爲我們進一步了解昭陵六駿的原生與次生環境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實物資料。
昭陵六駿是規模宏大的唐太宗昭陵體系中的一小部分。昭陵沿襲中國古代“托體同山阿”的曆史傳統，以九嵕山爲陵。除了昭陵東部與南部的數量衆多、等級較高的陪葬墓區之外，還有三處重要的建築遺址群，其中就包括九嵕山北側的北司馬門遺址。
綜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錄，昭陵六駿原來就放置于北司馬門內。該門址位于九嵕山北坡下部，呈南高北低的地勢，東西兩側爲深溝。考古揭露出來的遺迹主要分唐代與明清兩個時期。清代遺迹大部分疊壓于唐代遺迹之上，局部打破唐代遺迹。其布局各成系統。
明清時期的遺迹，俗稱“祭壇”。平面呈長方形，由垣牆、山門、甬路、大殿與東西庑房等組成。垣牆南北長95米、東西寬54米。牆內建築以山門、甬路、大殿爲南北中軸線，東西庑房左右對稱分布。東西庑房分別位于大殿的東北隅、西北隅，其形制、結構相同。東庑房保存較好，地面仍存部分鋪地磚。房址南北長9.3米、東西寬6.35米。目前僅清理出利用唐代六駿座石拼成的石座，呈南北向一列布置，三駿間沒有間隔。《崇祯醴泉縣志·地理》載，昭陵“陵北猶存石屋三楹，六駿列于左右……其垣牆、重門、甬路諸故迹，隆隆存也”，“石屋三楹”，意即石屋三列。今結合考古發掘資料分析，揭露出來的基址基本保持了明代的建築布局。清代前期在此基礎上重建，略有調整，垣牆、甬路依舊，重門變成了築有三個門洞的單門。清代後期，北司馬門址內的建築有所損毀，六駿石刻遭受風霜雨雪的侵蝕。
考古發掘揭露出的昭陵北司馬門的唐代遺迹範圍，南北長約86米、東西最寬處61米，分爲門址內、外兩部分。其中，門址內南部兩側對稱分布長廊狀房址，以西廊房遺址保存較好，僅存部分夯土牆與柱礎石，由此可以複原出西廊房的規模——南北長23米，共計7間，東西寬5.35米，一間半寬。北面三間，各置一六駿石刻，已清理出一塊六駿石座。呈長方形，通長2.7米、寬1.1米、厚0.3厘米。由五塊長方石組成，其間以鐵栓板連接固定。石座四周側面經過打磨加工，平整光滑，頂面平坦，僅在石塊連接處留有若幹個嵌入鐵栓板的燕尾槽。根據西廊房遺址北端清理出的六駿石座，同時結合北宋遊師雄題《昭陵陸駿》石碑來看，這裏應爲昭陵六駿的原始位置。唐貞觀年間，昭陵六駿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白蹄烏三匹石駿，就被放置于西廊房北面三間內。在清理過程中，先後出土昭陵六駿石刻殘塊4件，其中有2件馬腿部殘塊，可與現藏碑林博物館的青骓、什伐赤浮雕石馬殘損部位拼接，另有一件殘塊爲拳毛騧石刻馬鞍斷裂部分。另出土有唐代十四國蕃君長石像殘軀及石構件、獸面紋脊頭磚等。
關于昭陵六駿爲何被唐人置于昭陵北司馬門內這一問題，主持田野發掘工地的考古學者給出了答案：一是地形所限，九嵕山南側地勢陡峭，北側較緩，便于布局；二是制度考慮，事死如事生，陵墓若都邑，唐代的養馬機構六廄位于長安宮城北面，因此昭陵六駿也完全可能按照這一布局被置于昭陵北司馬門；三是李世民對北門可能有一種特殊的情結。
關注昭陵六駿的原生與次生環境，不僅有助于解決六駿中“青骓”與“什伐赤”的定名問題，而且對于進一步了解流失海外昭陵兩駿的原始環境、走進曆史現場具有重要意義。
▲霍宏偉。（圖片來自網絡）
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博研究院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爲漢唐考古、鏡鑒學。著有《望長安：海外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故事》《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古錢極品》，合著《洛陽兩漢彩畫》《洛陽錢幣發現與研究》《中國錢幣大辭典·考古資料編》等。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