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相對周朝來說，屬于後發國家，在社會形態上比周朝落後不少。西周大概處于奴隸社會後期，而處于周成王時期的楚國首君——熊繹，大概還處于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過渡階級。

《左傳·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見楚靈王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筚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指熊繹身處荊山偏遠之地，乘坐柴車、身穿破衣以開辟叢生的雜草，跋山涉水以事奉周天子。作爲部落首領，親自下場勞動。這種社會形態下，社會地位財富分化不明顯，還未徹底進入階級社會，作爲部落首領的酋長，也要參與勞動。

熊渠得西周封爵後，通過學習西周的規章制度，楚國發展很快。到了楚國第六任酋長熊渠時，楚國的實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並積極開展大規模的對外擴張。

《史記·楚世家》載：“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

熊渠征服鄰近方國部落後，接著抄襲西周“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來統治占領區。“(熊渠)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史記》上說，因周厲王暴虐，熊渠去王號，暫停了楚國的“分封制”。其實依後面事件看，熊渠只是去了王號，沒放棄分封制。

熊渠死後後，長子熊毋康早逝，剩下二個兒子因各有地盤勢力，大打了一場，少子熊延殺了次兄熊摯紅，熊摯紅後代跑到其它地方，建立夔國。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夔國與楚國同宗，因不祭祀楚國先祖祝融與鬻熊，楚人派人責備。夔國說；”我的祖先熊摯有疾，鬼神不保佑他，跑到了夔地。所以我失去了楚，又怎麽會去祭祀它呢？”

夔子的意思夔國祖先在楚國內部鬥爭中失敗，已失去繼承楚的權利，自然也不會祭祀楚的祖先。

然後，楚以夔不祭祀祖先爲理，滅之。

這事其實就證明了，楚國確實正在推行“分封制”的“授土分民”，兒子們都有自己的勢力，但長子死亡繼承人不明確的情況下，分封制下的副作用就會顯現。

除了熊渠的三個兒子外，還有後代熊嚴的四個兒子，也有權力鬥爭。《國語·鄭語》載：“夫荊(楚)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詢。叔熊逃難于濮而蠻，季詢是立，蒍氏將起之，禍又不克。”

熊嚴所生的四個兒子又出現權力鬥爭，有記載的老三叔熊定居濮地，“從蠻俗。”

以上鬥爭其實就是楚國實行分封制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周平王東遷大約是公元前770年，楚國的楚武王公元前741年繼承“敖”位，到公元前690年止。楚武王是知道西周分封制的危害，所以在楚武王任上，出現了新了制度——縣制。

初，楚武王克權，使鬥缗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

楚武王滅亡權國後，並沒有分封出去，而是使“鬥缗”尹之。關于楚武王滅權國，史書並沒明確時間，只記載是楚武王爲之。以楚武王在位時間可定，權縣不僅是楚國最早的縣，而且也是“春秋第一個縣”。

當然，最開始的“縣”制並不完備，畢竟是新東西，所有一切都在探索中。

楚武王使若敖氏鬥缗“尹”權，此“尹”指的是治理，代替楚武王治理權地，楚武王並未將權地分封給鬥缗。

“尹”字如下圖，像一個人手持一根象征權力的權杖，“又”就是手。其本義是指握有權杖，是管理民衆的官職。

“尹”地不是分封世襲，這就引起鬥缗與權國貴族聯合起來叛亂，楚武王帶大軍平定後，將將權國貴族遷往“那處”，讓閻敖治理。

這就是楚國“滅國爲縣”最大的特點，將亡國貴族內遷，或誅殺國君。使貴族與底層國人分開，減少叛亂的可能性。並派楚國公族監視這些亡國貴族，至于滅亡小國的國都，另派楚人管理。

比如息國，《左傳·莊公十四年》載：“楚子如息，以食入享(息侯)，遂滅息。”楚文王用“以食入享”之計襲殺息侯。

還有蔡靈侯與隱太子，《左傳·昭公十一年》載：“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因諸侯國是以宗法血緣關系爲紐帶的統治機構，是以君統與宗統相結合的。一國之君，即這個封國政權與族權合一的代表，君統不繼，社稷無主，也就不成其爲國了。因此滅國之後，楚國還要滅亡其國的國統與宗族的宗統。

當然，面對同宗、親族或肯投降的諸侯國，楚國的手段就溫柔多了。

比如夔國，這是與楚國同宗，“楚成得臣、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頓國，“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胡國，“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這些諸侯國，楚國沒殺其國君，只是將它們內遷楚國內地。

鄧國

楚文王母鄧曼之國，楚文王滅鄧，對鄧人遺族理當有所優待。鄧國國人就有入職楚國爲官的，《左傳·襄公三年》譽爲“楚之良也”的鄧廖，就是鄧國之後。

隨國

這是一個極特殊的諸侯國，楚國再將隨國收爲附庸後，並沒有吞並隨國，而是將隨國一直保留，其國君與貴族也保留在原地。

核心原因是隨國投靠楚國後，並沒有叛亂，而且在吳滅楚時期，隨國還收留楚昭王，並擋住吳國追兵，此舉將楚國心生好感。

春秋時期楚國滅國置縣之後就要派官吏去管理，這個主管官在楚國叫做縣尹或者稱爲縣公。

楚國的縣有四個特點；

其一，縣公由楚王任命，且縣公不能世襲。楚國有記錄的縣公世襲只有一例，申公鬥班與其子申公鬥克，這與若敖氏勢力強大有關。在些之後，所有的縣公均無法世襲，父爲縣公，兒子一定會被楚王派到其它縣，擔任其它縣縣公。

其二，縣公地位極高，僅次于令尹與司馬。

《左傳·哀公十六年》載令尹子西曰：“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令尹之西說我死之後，令尹與司馬的人選非白公不可，引白公名勝，封爲白縣（今河南息縣東）縣尹。

也就是說楚國的縣公若是升職，必然是令尹司馬之類，如申公鬥克升爲大司馬、申公公子申升爲右司馬，息公公子成升爲左司馬、葉公沈諸梁升爲令尹等。

其三，縣公負責縣內行政，又有將兵的權力。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原文：“秋，秦、晉伐鄀。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申公鬥克，息公屈禦寇，秦晉聯軍侵鄀地，楚王派申地與息地之兵去阻攔。

《左傳·哀公十六年》載楚王召太子建之子勝時雲：“使處吳境，爲白公。……吳人伐慎，白公敗之。”勝爲白縣縣公，曾一度阻擋了吳國的進攻，保衛了楚東南邊境的安全。

其四，楚縣實力極爲強大，是楚國軍賦的主要供應地。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兵車、徒卒、甲楯之數。”這是司馬蒍掩統計楚國軍備時，給令尹報的“數據”。

另《國語·楚語上》載：“陳、蔡、不羹三縣‘賦皆千乘’”。楚國“陳，蔡，不羹”三縣就能拿出“千乘”的軍事力量。

也正因爲楚縣擁有一國的戰力，且縣公壟斷縣內行政與軍事權，俨然一方諸侯，所以在春秋中後期出現了縣公以一縣兵力叛亂爭位的情況，比如公子棄疾爲蔡公與陳公，憑二縣兵力，殺回楚都，奪得王位，是爲楚平王。

還有“白公之亂”，白公勝以一縣兵力，發動政變，劫持楚惠王，這還多虧另一縣公——葉公率軍平叛。

正是因爲春秋時期楚縣強大的實力，所以進入戰國時期後，楚國對縣有了進一步的改革，增設了其它官職，用以分縣尹的權力，比如少司馬，就是地方軍事職官，對應著楚國司馬一職；司敗，司法官職，也被下沉到地方，戰國時期，楚縣、封君的封邑及朝廷某些部門均設有“司敗”。

進入戰國時期後，楚國縣級以下相繼出現基層行政機構，它們分別是裏、社、州、鄉。

裏

裏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地方基層行政機構中最低一級行政組織。

春秋時期，《史記·孔子世家》載：“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裏封孔子。索隱雲：古者二十五家爲裏……。”

此“裏”並不是長度單位，而是基層機構，一裏爲二十五家（戶），給孔子七百裏，相當于“二萬戶”的食邑，已是相當優待了。

說“二萬戶”是因爲“一裏”有不同的標准，有一裏三十戶，五十戶，八十戶等等標准。另外，春秋時期，生産力不發達，當時的“戶”指的是整個大家族，絕不是現代一戶五六人那種規模。

楚國“裏”的行政職官爲“裏公”，裏公負責裏內行政事務，“裏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都要告知裏公處理。裏公還要受理訴訟，調解糾紛，負責治安等等。

社

社，《說文》載：“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

社是一種祭祀的場所，社與裏是同級的，只不過裏是行政機構，社是祭祀組織，它們所屬的戶數基本上是相同的。

州

楚制中，州與裏是地方最基層的兩級機構，從“包山楚簡”的刑事訴訟中可以看出來，許多行政事務都從這兩級機構開始。包山楚簡也證實，州加公（州的長官稱爲州加公）負責州中司法事務，與裏公負責裏中司法事務性質相同。

鄉

鄉是州以上，縣以下的地方基層行政機構，比如老子的介紹，“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苦縣，厲鄉，曲仁裏，對應縣鄉裏三級。

鄉的大小規模差別很大，齊國以一鄉爲二千五百家，有認爲一鄉有五千家，而《漢書·食貨志》則說一鄉有一萬二千五百家。至于楚鄉有多少家，史籍沒有明確記載。

鄉的行政長官是鄉師，從包山楚簡分析，鄉確實是介于縣與州裏之間，但具體職責不明。

楚國的地方制度有兩種，一種是縣制，一種是封君制。縣歸楚王治理，屬公邑，封君下的土地爲私邑，私邑不會向楚國交賦，屬于一種相對獨立的小王國。

春秋時期，楚國能迅速崛起，吞並無數小國，核心原因就是楚縣制度。戰國時期，楚國沒落，很大原因就是“縣”級改革不徹底，只消除縣公世襲，卻沒有徹底分割縣公的行政權與軍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