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民分四等，即所謂的“士農工商”，嚴格意義上來講，真正屬于“民”範疇的只有農工商，“士”實際上介于官與民之間的一個群體，他們可以享受到國家給予的特殊待遇。
我們在史料中經常可以見到“士紳”這個詞，需要注意的是，“紳”一般是指官紳，他們的地位高于士，屬于統治階級。
那麽士究竟享受哪些特殊待遇呢？禦史就以明清時期爲例，來講一講這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政治待遇明清兩朝，納入士範圍的主要是“舉、貢、生員”三類，舉人的情況比較特殊，屬于科甲中級功名，他們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證。如果說舉人經過朝廷的铨選已經入仕，那麽就意味著已經脫離了士的範疇，從而跻身到紳的階段。
同樣，貢生如果在國子監學習期滿後，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朝考而進入仕途，也屬于紳的階層；生員相對來講入仕的難度就比較大，至少在清中期以後，鮮有以生員身份入仕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麽認爲，所謂的士其實還是指“學子”，國家在法律上對學子是有保障的。例如士辱罵普通民人，只是笞責十下；而平民辱罵士子，就要杖六十。在訴訟中，平民不得指名紳士出庭作證，生員犯小過，要由府州縣教官責罰；犯大過，也必須由該省的學政先取消其學曆，然後在交給官府治罪。
在社交活動中，地方官員對士比較重視，見面時舉人或生員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樣要行跪拜禮，只是行作揖禮。
古代社會，紳士是維系地方統治的核心群體，官府輕易不但得罪，這也是史料中所說的“爲官者不可得罪地方巨室”。
此外，士的身份在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也能反映出來。例如生員去世後可以在排位上寫著“贈登仕郎”字樣；參加過生員考試但沒有取得生員功名的童生，則可以使用“待贈登仕郎”字樣。
也就是說童生雖然沒有功名，但朝廷也承認他們的身份地位，屬于接近“士”的地位。
其次是禮制待遇封建社會最重等級，中國禮制以衣冠取人，所以最能體現身份地位的就是服飾。明初時期，孺士、生員、監生戴四方平定巾，與官府的胥吏沒有區別。
後來朝廷認爲士子的服飾無異于胥吏，無法體現出身份地位，所以加以改進，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穿戴標志。到了清代以後，服飾中以頂戴最能體現等級，朝廷在品官之外，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來提升士子的地位。
按照規定，舉人頂、貢生、監生墊帶嵌金雀，生員嵌銀雀；舉人頂戴爲素金頂視文七品官，貢生同文八品，監生、生員頂戴爲素銀，視文九品。
在清代的禮制中，士是一個身份明確的流品，有別于官、民。即“凡舉、貢、生、監謂之士，其他雜項謂之庶”，這就是當時的等級觀念。
除了服飾等級之外，婚喪嫁娶方面士都能享受國家規定的應有待遇，此外在立家廟上，也有不同。
按定制，品官立廟于居室之東，一品至三品五間，四品至七品三間，八九品亦三間但形制較窄；士立廟于居室之北，別爲四室，奉高、祖四代，其制如品官之儀；庶人則只能設龛于正寢北，規制比士更爲簡化。
最後是經濟待遇明代時將士並入民籍，但仍在戶籍上注明士籍。士子從童子試開始，當地官府就要將其登錄爲“儒籍”。明晚期全國的生員數量不下50萬人，而這些北編入士籍的群體，可以免于徭役，不受侵于裏胥，身份地位立刻與衆不同。
清代對士子更爲重視，先後出現措施保護士子的經濟利益。乾隆皇帝就曾下旨，令學子免役好讓他們專心攻讀；嘉慶皇帝也下過旨說：“齊民之秀，國家培養人才，身列膠庠者，各宜修潔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各州縣官押令承充，即系顯違定例。”
在很多的印象中，讀書人只要取得生員功名以後，就可以免除賦稅和徭役。其實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士雖然可以免除賦稅徭役，但也不是全免。
按照順治時期的規定，舉人、監生、生員免糧2石，免丁2人。如果是人丁單薄的貧苦家庭，那麽免除的部分基本都等同于全免；若是人口較多的富庶家庭，那麽就不過額定的賦稅徭役，只能說是免了一部分。
爲了鼓勵生員專攻學業，清代出台了補助措施，對優秀的生員給予廪膳，據不完全統計，清代的廪生數一般維持在37000人左右，每人每年的補助爲4兩，總計在14萬兩左右。這點錢對于國家來說負擔並不重，但取得的效果卻很明顯。
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社會，平民百姓只要沾上一點士人的氣味，身價馬上就倍增。正因如此，民間才有了“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的俗語，這話聽起來有點不雅，但話糙理不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