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因被指控虛假訴訟罪，後被取保候審的女律師高丙芳，經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法院決定，于9日下午被泰安市公安局岱嶽分局逮捕。理由是，高丙芳和包工頭米某、陳某捏造農民工工資未得到清償的事實，以農民工名義起訴，致法院判決工程總承包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作出多份錯誤的民事判決，嚴重侵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從此起案件來看，焦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高丙芳事前是否清楚包工頭已經付清農民工勞務費；二是按規定企業應將工資直接發放給農民工，嚴禁發放給包工頭或其他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和個人。

而從實際情況來看，包工頭已經將農民工的勞務費發放到位。也就是說，高丙芳和包工頭以農民工名義起訴，是“借名起訴”，不符合實際情況。同時，沒有按照把工資直接發放給農民工的規定執行，而是由包工頭先行支付了農民工勞務費。

從法理上講，高丙芳和包工頭在農民工勞務費已經支付到位的情況下，還在以農民工的名義起訴總承包方，確實存在瑕疵。對高丙芳和包工頭依法追究責任，應當問題不大。那麽，從情理上講，此舉是否值得商榷呢？在總承包方拖欠工程款不還的情況下，包工頭以負責任的態度，先行支付了農民工勞務費，也有錯嗎？難道非要等到農民工拉著橫幅上訪，包工頭才能理直氣壯地以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方式起訴總承包方嗎？

說到企業應當直接把勞務費發給農民工，就更是不要機械教條了。上級這樣規定，目的就是爲了防止包工頭等拿到工程款不發給農民工。既然包工頭主動發放了農民工的勞務費，總承包方就應當積極、快速地把工程款支付給包工頭，而不是非要包工頭采取訴訟手段。在此起案件中，如果包工頭不先行支付給農民工勞務費，農民工是否應該到總承包方處討要勞務費。到時候，是否又會把板子打到包工頭身上呢？

高丙芳的辯護人說得好，包工頭墊付了農民工的工資，就享有債權。只要債權是真實的，無論以名義權利人或實際權利人來主張，都不構成犯罪，最多是對委托關系隱名代理或者間接代理關系進行了隱瞞，屬于借名起訴。因爲，債權是真實的，法律關系是唯一的，只要債務人把義務履行了，法律債權關系就消失了。包工頭先行支付農民工勞務費，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行爲，理應得到法律的支持，得到公衆的贊賞，總承包方也應當感謝包工頭，從而積極主動地支付工程款給包工頭，而不是倒打一耙，把自己的“老賴”行爲裝扮成法律正義，倒逼法院追究包工頭及其幫助其討要工程款的律師的責任。

我們並不認爲在此起事件中女律師沒有責任，該她承擔的責任必須承擔。作爲法律工作者，應當知道“借名起訴”的問題。就算包工頭沒有把實情講出來，也不能推卸責任。但是，責任有輕重、因果有先後，如果總承包方能夠及時支付包工頭工程款，包工頭還要以這樣的方式起訴嗎？法院要求總承包方承擔連帶責任有什麽錯呢？司法的公信力不是建立在單純的法理上，還應當建立在公平正義和廣大人民群衆利益的基礎上，撇開包工頭主動支付農民工勞務費的正義行爲不說，揪著女律師和包工頭以農民工名義起訴總承包方的行爲不放，認爲女律師和包工頭虛假訴訟，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豈不有點顛倒主次、輕重不分之感。即便要追究法律責任，也要先追究總承包方失信的責任。如果沒有總承包方的失信，後面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不查因，只究果，法律的公信力恐怕難以提升。

情不能代法，但法也不能撇開事實上的“情”，而這個情代表著公平正義和社會共情。因爲，關心關愛農民工群體，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市場主體、每一個法律主體的共同責任。包工頭能夠主動考慮農民工利益、及時發放農民工勞務費，就是關心關愛農民工的積極表現。作爲司法機關，如果不能看到這樣的“情”，是有失公允的，也是很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

我們不反對追究女律師和包工頭的法律責任，但一定不能死套法律條文，不能爲了照顧總承包方的利益而損害包工頭的利益。如此，會産生極壞的導向作用，那就是鼓勵包工頭們不要在農民工勞務費發放問題上積極主動，而是盡可能拖欠。如此，剛剛得到改善的拖欠農民工勞務費問題又會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