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崇祯不能抄家，而是不敢，而是抄了會引起更大的禍端。

在崇祯即位後的第九年，國庫已經是入不敷出了，面對工部和兵部不斷上奏啓求撥銀子的要求，崇祯這個一國之主，也是十分無奈。時任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薛國觀，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向崇祯提了一個建議，那就是伸手向那些有錢的大臣和皇親國戚要銀子。

實在窮得可憐，崇祯也只好采納了這個建議，畢竟作爲一個帝國的最高領導人，放下身段給自己的臣子們要銀子，要不是時局的壓力，誰能放得下這個臉面。于是乎，崇祯分別找來了幾個倒黴蛋，首當其沖的就是這五個人：李誠銘（武清侯）；三個驸馬：王昺、萬炜、冉興讓；太監田诏金。

“朕沒生活費了，你們拿點銀子出來吧”，崇祯把手一伸。

皇帝主動伸手要錢，不給也得給呀，最後崇祯也只要到區區的幾百萬兩。這點錢對于龐大的軍費開支而言，簡直就是杯水車薪。崇祯也不敢再繼續伸手要錢了，一來畢竟是帝國的最高領導人，二來，他也知道，倘若采取強硬的手段要錢，勢必會激起大臣、皇親國戚以及太監們的抵制，崇祯也意識到這種強硬的方式，不需要等李自成他們打進北京，他早就被這些人給趕下皇位了。

但是，皇帝伸手要錢這事，這手剛伸出去，就遭到了大家夥的激烈反對，于是乎，爲了平息衆怒，提出這個建議的薛國觀，就被崇祯給處死了。

崇祯所接手的大明朝，早就已經是風雨飄搖，破釘爛舷的船，根本經不住折騰。

或許有人會拿清朝的雍正來作對比，在我看來，崇祯並沒有雍正身上的魄力和果敢，即使把崇祯放在雍正那個時代，他也未必能用強硬手段對自家親戚下手。

崇祯皇帝有一句名言：朕非亡國之君，爾等皆亡國之臣；可是，他至死其實都沒有搞清楚一個問題，大明到底是怎麽沒的？

崇祯如果不是生在亂世的話，那麽他算得上是一個明君，至少不會是一個昏君。可惜，作爲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祯折騰了十來年，終究是把自己和大臣折騰得離心離德，最直接的一個問題就是，崇祯手底下的大臣們不敢給他辦事情，也不敢站出來承擔責任。

因爲崇祯做了很多事，讓大臣們很寒心，譬如，他想和清軍和談，就讓當時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去秘密接觸，結果不小心走漏了消息，崇州就一股腦的把責任推給了陳新甲，用他的人頭保住了自己的聲譽。

還有遷都的事情，崇祯找來兩個首輔大臣商量，但這兩個人知道，這事肯定會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到時候崇祯鐵定會把責任推給他們，而且大概率是會用自己的腦袋來平息衆怒的，因爲這事兒崇祯又不是沒幹過。因此，這兩人也只能使用一個拖字訣，能拖就拖，各種理由搪塞過去，可以說，在崇祯執政的晚期，君臣之間的關系已經是離心離德，背道而馳了。

所以，大明急需軍費的時候，更多的人只是想著自保，而不會站出來承擔責任，因爲站出來承擔責任的那些人，早就被殺絕了，剩下的也都只是一些自保的人。

這時候的大明臣子們，眼裏其實已經沒有了皇帝，只有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這是崇祯的悲哀，也是大明的悲哀，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