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表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在1992年就降到保持人口規模穩定所需的2.1這個更替水平之下。30年後的2022年，中國開始人口負增長，在統計意義上也就順理成章。如何應對這個人口新形勢，受到學術圈、決策層乃至輿論界的熱切關注。我們有沒有機會擺脫目前的低生育狀況，對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重大課題。

曆史上，經濟學家所提解決人口停滯的對策得到采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困擾當今世界的人口減速和停滯現象，已經在西方發達國家顯現過一次，雖然就嚴重程度和影響範圍而言不可同日而語。人口停滯及其可能對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得到當時一些重要經濟學家的關注。他們不僅著書立說，嘗試突破以馬爾薩斯爲代表的人口與發展關系範式，還面向大衆傳播新理念、遊說甚至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影響了戰後歐美國家經濟體制和社會政策的選擇，改變了這些國家的人口轉變路徑和經濟發展軌迹。

就其身後留下的重要學術貢獻和政策遺産，以及在重大曆史事件中發揮的作用而論，經濟學說史上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與當時人口問題的重大討論也密切關聯著。例如，岡納·缪爾達爾對人口停滯的危害做出了警示，撼動了瑞典乃至北歐學者和決策者對人口與發展關系的傳統認知，他本人也身體力行地推動了瑞典的福利國家建設。英國的梅納德·凱恩斯和有著“美國的凱恩斯”之譽的阿爾文·漢森，雖然兩人身在大西洋兩端，卻不約而同地闡述了人口停滯造成需求側沖擊，進而阻礙經濟增長的原理，漢森還首創了如今在宏觀經濟學界再度流行的“長期停滯”這個概念。應該說，與人口問題相關的思想和理論，從一開始就沒有局限在學術象牙塔內，而是在大衆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在議會裏進行過充分爭論，進而成爲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政策。

由三條支柱撐起的人口與發展關系新範式

有趣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生活在不同的國家，在幾乎不相往來的情況下，以相同的口吻表達了對于人口問題的危機感，都嘗試顛覆既有的人口與發展關系範式，並且親身參與推動了社會福利體系的構建。從戰後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歐美主要國家分別完成了福利國家建設，不僅促進了戰後的經濟快速複蘇、生活質量的躍升、中産階級的興起，更出人意料地迎來一個嬰兒潮。從實踐的角度，這不啻一項有益的社會工程和成功的社會實驗。從研究的角度，這段史實也堪稱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准自然實驗案例。那麽，爲什麽曆史呈現出一個人口危機提出的問題最終以福利國家建成而得以解決的反饋關系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搭建一個理論和經驗相結合的三位一體認知框架，或者說構建一個由三條支柱撐起的人口與發展關系新範式，這樣，人口危機的應對之策才有制度根基。

支柱一：存在一個相當于更替水平的普世生育率。從統計意義上說，2.1這個總和生育率，是定義生育率高或低的臨界點（即低于該水平就屬于低生育率），也顯示了避免人口負增長從而人口規模萎縮的更替水平，即兩個孩子才足以替代父母二人。與此同時，來自不同國家的意願調查、多學科的理論闡釋，以及曆史敘事和跨國數據分析也指出，2.1這個生育率或每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也是家庭的理想生育意願。如果這個生育水平具有不分時間和空間的普遍性，便可以稱之爲普世生育率。這就意味著，任何由于共同或特殊的因素，實際生育率偏離這一水平的國家，都有機會借助自然形成或人爲創造的條件，實現對普世生育率的回歸。

支柱二：社會流動狀況決定性地影響生育意願。在當代社會，人們可以列出一個導致生育意願低迷原因的冗長清單，涉及家庭收入和時間的緊預算約束、生殖服務的供給不足、教育的機會缺乏和成本高昂、崗位數量不足和就業質量低下、性別平等程度低等等。如果讓我們來選擇一個概念，使其既具有更大程度的基礎性、概括性和針對性，又能夠提供一個新的分析範式的話，上述影響生育率因素的共同歸結點便是社會流動的不充分。從家庭的角度來說，人們是否具備一種良好的預期，在終其一生乃至跨代的時間框架內實現向上的流動，從根本上決定他們的生育取向和抉擇。

支柱三：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爲社會流動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可取之處在于，它在家庭層面上把生育意願和生育選擇與社會流動聯系起來。阻礙社會流動的一個恒久因素，便是伴隨生命周期的風險乃至跨代的不確定性。而社會福利體系則是處置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丹麥社會學家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國家區分爲出發點和效果迥異的“三個世界”，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福利國家良好發揮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需要以恰當的制度設計爲條件。以工薪階層利益爲著眼點，關注就業和性別平等的北歐福利國家模式，最有利于爲各階層提供平等的機會，因而能夠最充分促進“自下而上”的社會流動。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爲福利國家與社會流動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提供了新的證據。

低生育率陷阱絕非宿命，擺脫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

中國的低生育率，既是長期控制人口的政策遺産，也遵循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針對特殊曆史原因，從對家庭孩子數的嚴格限制到逐步放寬，進而轉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調整，對于擺脫低生育率陷阱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然而，人口是一個既長且慢的變量，與經濟社會發展互爲因果；作爲決定性影響人口動態和格局的因素，生育水平是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形成和變化的。人口與發展關系的新範式，至少給我們提供兩個重要的啓示：一方面，低生育率陷阱絕非宿命，在理論和實踐上均有可能避免或擺脫；另一方面，擺脫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需要以曆史耐心持續推進制度建設。換句話說，那些短周期、碎片化、急就章式的舉措固然有益，卻不足以在短期內改變既有人口格局；擺脫低生育率陷阱，勝算在于按照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的要求，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福利國家建設。

（作者爲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