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希臘大使被美國記者抓住把柄,周總理罕見發火,毛主席出面解決

南書房 2024-04-26 17:06:56

1973年5月,在得知我國駐希臘大使犯下了一個荒唐的外交錯誤後,做完手術後不久的周總理,氣得在中央會議上大怒道:“這是一次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這是周門不幸!”

在很多人心目中,周總理一直是一個寬己待人,溫文爾雅的領導人,從周總理如此大發雷霆可以看到,我國駐希臘大使的確犯下了嚴重的錯誤。

那麽,周總理爲何會如此震怒呢?這次事件具體經過是怎樣的呢?

一、絕不以權謀私的周總理

這位駐希臘大使叫周伯萍,論親屬關系,周伯萍和周總理還屬于遠房親戚,周總理要比周伯萍高一輩。

當然,周伯萍能夠成爲我國駐希臘大使,這自然不是周總理以權謀私,在總理一生,他從不爲親人謀私利,哪怕是自己的妻子鄧穎超,也是如此。

不少領導人提到,以鄧穎超對我黨的貢獻和其個人突出能力,她是應該走上重要的領導人崗位的,甚至毛主席都親自和總理提過,可是周總理堅持認爲,只要他擔任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部門任職。

周伯萍能夠成爲一名大使,完完全全是因爲他能力的確很突出。

周伯萍21歲時就加入了我黨。

建國後,周伯萍分配到糧食部工作。周伯萍在工作期間,認真負責,不管是多長時間,只要是他經手的糧食項目,他都能准確地說出糧食調度的來龍去脈。

周總理是一個善于發現人才的人,爲此,周總理經常找周伯萍談話,後來,在周總理批准下,周伯萍甚至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正是周伯萍通過統計“缺糧人口”,查出了我國糧食急缺,已經到了餓死人的危急地步。周伯萍將這個情況及時報告給了周總理,後來,在毛主席批准下,新中國從國外進口了大量糧食。

1964年,周總理主動將周伯萍調入外交部工作。

二、一次嚴重的外交事故

1972年12月,中央任命周伯萍爲我國駐希臘大使。

讓周總理沒有想到的是,半年以後,周伯萍居然犯下了一個極其嚴重的外交錯誤。

1973年5月7日,周伯萍和希臘副首相剛剛商談好訪華事宜,回大使館途中,突然看到使館區,有很多車輛行駛,還有警車在警戒。

多年養成的政治敏感性,讓周伯萍明白,一定有重要外交活動舉行,于是,他讓翻譯趕緊去了解情況,看看是否有人給我國大使館發過請柬。

很快,翻譯反饋到,科威特大使館舉行國慶宴會,我國大使館也收到了請柬,不過時間只剩下十多分鍾了。

由于時間實在緊張,不管是周伯萍本人,還是翻譯,對請柬都沒有細看。就這樣,他們跟著使館區的其他車輛,一起來到了以方外交聯絡處。

因爲沒有注意到門口懸挂的以色列國旗,因此,周伯萍直接將以方代表,錯認爲是科威特大使,周伯萍甚至和站在門口迎接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握了手。

當時,一位美國記者正好將這一幕拍了下來,當作了把柄,這位美國記者還問了周伯萍一句話:大使先生,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承認以色列了?

由于翻譯官在翻譯上,出現了一些失誤,此時周伯萍仍然沒有意識到。

一直到第二天,在羅馬尼亞大使提醒下,在看到美國相關報道後,周伯萍終于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一個極其荒唐的外交錯誤。

實際上,那張請柬,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邀請中國大使參加他們國慶宴會的請柬。

三、周總理震怒

所謂外交無小事,很多時候,一名外交官代表著就是一個國家,周伯萍參加以色列宴會,和以色列外交代表握手,很有可能被阿拉伯國家誤解,要知道,阿拉伯國家,曾經在我國重回聯合國問題上,給予了很大支持,在國際事務上,中國需要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而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可謂是戰爭不斷,一旦阿拉伯國家,認爲我國承認以色列,那麽對于我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外交發展,將是非常不利的,最重要的是,我國和以色列並沒有建立外交關系,而且,此時兩國關系,還處于“冰封狀態”。

1950年1月,以色列通過一些隱秘渠道,表示願意和中國建交,可以說,以色列是中東諸國第一個願意和中國建交的國家。

朝鮮戰爭爆發後,兩國關系急轉直下。

1955年,以色列再次和中方會談,表示願意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不過,出于種種政治因素考慮,我國沒有答應以方。

1956年,隨著以色列發動對埃及的侵略戰爭,我國強烈譴責侵略行爲,至此,兩國關系降到冰點,一直到1985年之後,兩國關系才漸漸恢複。

因此,1973年周伯萍的“錯進以色列外交代表處雅典事件”,給中國外交造成了很大被動。

不過,周伯萍不愧是周總理看重的人才,冷靜下來後,他及時做了補救措施。

首先,周伯萍代表大使館,向希臘政府和阿拉伯各國做了事件的詳細說明,周伯萍指出,這是一次外交誤會,並非中國外交政策作出了調整。

其次,周伯萍第一時間向中國外交部發送了相關報告,並表示願意接受任何處罰。

最後,周伯萍在大使館召集了緊急會議,要求大家在以後外交事務中,一定要謹慎小心,一定要吸取教訓。

5月14日,周伯萍緊急回到國內,周總理收到外交部具體報告後,震怒無奈之余,周總理狠狠批評了周伯萍奈。

在仔細考慮後,周總理將自己對于這件事的批示,遞交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沒有想象中的勃然大怒,反而在總理批示文件上,做了一些溫和的修改。

比如說,毛主席劃掉了總理批示的“這是一件極其嚴重的荒唐的外交失誤”這句話。毛主席認爲,這一切都是沒有認真調查研究的結果。

還有在周伯萍認錯態度和補救措施上,周總理的批示是“較好”,毛主席則修改爲“很好”。

不得不說,毛主席這一溫和舉動,成功化解了這一外交事故,也挽救了周伯萍的外交事業,之後,周伯萍雖然調離了駐希臘大使這個崗位,但他仍然得以在外交戰線上爲國奮鬥。而這次外交事故,並沒有導致我國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出現裂痕,相反,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和我國建交,雙方各方面交流越來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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