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種叫做「叫魂」的巫術。術士們通過念一個人的姓名，並對其毛發或貼身衣物進行做法，以此來竊取此人的靈魂，使之爲己服務。

也可以吸取其靈魂精氣，而此時被叫魂者輕則生病，重則身亡。叫魂術的具體起源時間不詳，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種巫術來自于古人的靈魂觀。

《左傳》記載，春秋時期，古人就認爲，人的靈魂分爲「魂」和「魄」兩部分，「魂」代表精神，與「陽」相對應；「魄」代表軀體，與「陰」相對應。

陰陽協調人才會身體健康，否則就會生病。

至今爲止，在一些鄉村地區，仍然有老人保有給生病的孩子叫魂的習俗。

這裏的「叫魂」其實是招魂的意思，就是把丟掉的魂兒給招回來。

如果小孩兒突然不吃不喝、無精打采、夜裏還哭鬧不止，老人們會認爲孩子是丟了魂兒了。

把孩子的名字，交給術士，術士畫一張符，口中叫著孩子的名字，並喊道「回來吧，回來吧！」老人們相信，把孩子的魂兒叫回來後，孩子的病就能痊愈。

但你知道嗎？叫魂這種如今看起來略顯封建迷信的巫術，在200多年前，曾經造成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恐慌。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今天我們來聊聊這背後的故事。

公元1768年，即乾隆33年，大清國力正處于巅峰時期。此時，清兵入關已經100多年了，曆經康熙、雍正兩朝的勵精圖治，到了乾隆時期，大清王朝河清海晏、時和歲豐。

再加上16世紀後半期以來，土豆、玉米等耐旱高産作物逐漸傳入中國，使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數量翻了一番。

乾隆33年時，全國總人口數就已經突破了2.1億。清朝初期起，實施的「除賤爲良」政策，又解放了大量勞動力，工商業也蓬勃發展了起來。

特別是江南地區所産的絲綢、瓷器和茶葉，順著絲綢之路流向世界各地，換回了大量的白銀，又進一步促進了生産發展，使中國步入了「乾隆盛世」。

然而，盛世之下，一個幽靈、一種名爲「叫魂」的妖術，正虎視眈眈地盤旋在華夏大地的上空。

1768年初春，浙江北部湖州市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坍塌了，縣令就用招投標的方式將維修工程承包了出去。

一個名爲吳東明的石匠，帶領的工程隊中了標。這件事本來極爲普通，卻被附近一個寺廟的和尚們惡意利用了。

德清縣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

慈相寺的和尚們貧困潦倒，便對觀音殿心存嫉恨，于是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說，石匠木匠們都是會法術的，這是從祖師爺魯班那裏學來的。

一位投標失利的石匠爲了報複村民，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的人都要遭殃。

慈相寺是想借此謠言把香客們都引到自己的寺廟，可沒想到謠言傳著傳著就走了樣，變成了中標的吳石匠爲了把修橋的樁子打到河底，便將寫有活人名字的紙片或活人的頭發纏在樁子上。

這樣每夯打樁子一次就相當于，活人的魂被叫一次，以活人的精氣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樁。

吳石匠本人對于這樣的謠言起初是不屑一顧的，直到後來一位姓沈的農夫找到了他，並偷偷塞給了他一張紙條。

紙條上寫的是沈農夫侄子的名字，沈農夫要求吳石匠把紙條埋在橋墩裏，用叫魂術整治一下他侄子，原因是他的這個侄子就是個惡棍，不僅騙光了沈農夫的錢，還虐待沈農夫的老母親。

但吳石匠其實根本不會什麽打樁叫魂術，因爲怕惹出麻煩，他把此事報告給了當地保正，也就是地方治安官。

後來，沈農夫被扭送至德清縣衙，縣令賞了他25個大板，才允許他離開。

不過，事情到這兒遠沒有結束。幾天後，德清縣一個名叫計兆美的年輕人，酒後跟家人發生了口角，一氣之下離家出走，來到了60裏外的省府杭州，打算在這裏靠乞討爲生。

可杭州當地人很快便聽出了計兆美的德清口音，一群人將他團團圍住，逼問他說「你一個德清人，來我們這兒做什麽？聽說你們那兒在修橋，你定是來我們這兒叫魂的！」

計兆美被押送至當地保正家中。一通大刑伺候後，爲了不再受皮肉之苦，計兆美只能胡謅，說他確實是來叫魂的。

保正一聽，厲聲呵斥道：「你是受誰指使的？一共叫過多少魂了？快從實招來！」計兆美只能把從民間聽來的吳石匠的故事說了出來，並說吳石匠就是自己的上線。

隨後，計兆美被帶到杭州府錢塘縣衙門。縣令問他，吳石匠的全名叫什麽？計兆美說「吳，吳什麽來著？吳什麽明？吳瑞明！對吳瑞明！」

吳石匠的名字其實是叫吳東明，雖然計兆美把吳石匠的名字說錯了，但錢塘縣縣令還是在德清縣找到了吳石匠，並把他帶來了錢塘縣，讓計兆美從一群人中指認吳石匠。

計兆美雖然聽說過民間謠言，但那時候沒手機啊，他又沒刷到過吳石匠的照片，計兆美自然指認錯了，他胡亂編造的故事也不攻自破。吳石匠又躲過了一劫。

但此事就像是蝴蝶效應中，煽動翅膀的那只蝴蝶，民間有人在用叫魂術害人的謠言早已不胫而走，傳遍了周邊各省、府、州、縣。很快，全民將陷入一場歇斯底裏的恐慌當中。

4月8日，與德清縣隔河相望的浙江蕭山縣，四個雲遊四方的和尚在此相遇。其中兩個和尚——超凡與正一，在當地的關帝廟歇腳，並負責看守4人的行李。

另外兩名和尚——巨成與淨心，則前往附近村子化緣。巨成和尚在街上碰到兩個小男孩，其中一個年齡稍長的小男孩看到了巨成化緣缽上刻著的法號，便喊出了「巨成」二字。

巨成沒想到小男孩竟然識字，便微笑著說「小官人再學幾年，定然可以謀個一官半職，你叫什麽名字呀？等你將來當了官，可不要忘了我。」

巨成和尚這麽說是想通過取悅小男孩，讓他從父母那裏討點吃的給自己，可小男孩無動于衷，他巨成和尚便和淨心和尚跚跚上路。

誰成想，這一句搭讪的話，竟給這幾位和尚帶來了無妄之災。巨成和淨心剛沒走幾步，小男孩的父母便追了上來，怒氣沖沖地問「你打聽我們家孩子的名字做什麽？是不是要叫魂？」

沒等巨成和淨心解釋，憤怒的村民們已經圍了上來，他們被五花大綁，押至蕭山縣衙門，超凡與正一也很快被綁了來。

第二天，縣令從巨成和尚的行李中搜出了四把剪刀、一根紮辮子的繩子、和兩小段辮子。出家人六根清淨，帶這些東西做什麽？

縣令認定，這幾個和尚是靠剪人辮子，再對辮子做法，而實施叫魂術的。注意了，「剪辮子」這個細節，在這裏第一次出現了。

可以說正是這個細節，讓妖術上升成爲了「一場政治陰謀」，具體原因，我們稍微細說。

巨成和尚看著被搜出的辮子，百口莫辯，他說3把剪刀是做皮匠的兒子留下的遺物，紮辮子的繩子是他出家前用的，一直沒扔而已。

至于第四把剪刀，和那兩小段辮子是哪兒來的，他是真不知道。

其實巨成和尚並沒有撒謊。被捕當晚，一個姓蔡的衙役曾向巨成他們討要賄賂金，並表示收了錢就會放了他們。

可他們要有錢，和至于出來化緣嗎？于是便拒絕了蔡衙役的無理要求。蔡衙役爲了報複，往巨成和尚的行李裏塞了一把剪刀和兩小段鞭子，想要坐實他們實施叫魂術的罪名。

那兩小段鞭子是蔡衙役用家中的兩撮舊頭發編成的。當然了，這一切蕭山縣縣令都是不知情的。

爲了讓和尚們老實交代，縣令動用了夾棍之刑。那是能把腳踝夾成肉泥的一種刑罰。四位和尚實在熬不過疼痛，被迫認罪求饒。

得到滿意的供詞後，蕭山縣縣令將四個和尚「打包」送到了紹興知府衙門。在那裏，又是一頓嚴刑拷打。

之後，四人又被送到了杭州巡撫衙門。不得不說，巡撫大人就是巡撫大人，還是明點兒事理的，他一看這案子前後供詞混亂不堪，明顯是屈打成招。

此時，四個和尚才敢說真話。後來，栽贓他們的蔡衙役領了一頓板子，帶枷示衆。四名和尚被釋放，每人被賠了3200錢。這就是乾隆33年轟動一時的「蕭山事件」。

在和尚們蒙冤的同一時間，蕭山的另一地點，人們打死了一名走街串巷的鐵匠，只因在他身上發現了兩張符紙。

人們認爲這兩張符紙是用來施展叫魂術的。可後來官府查明，那不過是向土地公贖罪的贖罪符，因爲這位鐵匠要在自己的祖墳上砍樹，這才依習俗帶上贖罪符的。

5月，蘇州的三名乞丐被當成叫魂犯，抓了起來。只因一個小男孩在街上說，他的辮子被拉人了一下，但他沒看清拉他辮子的人是誰，而那三名乞丐當時恰好就在小男孩所在的街道。

三名乞丐中的一人因刑訊逼供，死在了獄中。

6月，叫魂的謠言已遍布江浙地區，並擴散到了山東、湖北等地。

不過，直到此時，事件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廣爲流傳于民間的靈異傳聞罷了，是山東巡撫富尼漢的一封奏折讓這「靈異傳聞」上達天聽，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全民癫狂的政治運動。

乾隆的爺爺康熙，有一項偉大的發明，那就是奏折。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康熙之前，官員想要與皇帝議事必須層層上報，而且議事過程都是公開的。

如此一來，官員們很容易就某一事件互相使眼色，統一口徑，皇帝很難了解事情的原貌。

雖然在明朝，已經有了題本和奏本兩種文件形式，題本用來跟皇帝談公事，奏本則是和皇帝聊私事，但不管是題本，還是奏本，保密性都不好。

而奏折則有所不同了。它是上奏者與皇帝之間的私人信件，其內容在皇帝親閱之前是不能被拆封的的。

奏折由私人的渠道傳遞，上奏者的折差直接將文件交付到朝廷，能夠防止外朝機構的檢查或者介入。

奏折的應用，對加強皇權、革除中央和地方積弊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爲人人都不知道別人和皇帝私聊說了點啥，人人就都陷入了「囚徒困境」，官員們說假話的幾率就大大降低了。

乾隆時期，四品以上的官員都可以上奏折跟皇帝私聊，皇帝批閱奏折一般都用紅色墨水，因此被稱爲「朱批」。

民間的叫魂案就是身爲二品官的山東巡撫富尼漢通過奏折，捅到皇帝那裏的。

事發當年的7 月24日，酷暑籠罩著紫禁城。乾隆帝有每年夏天到夏都承德避暑幾個月的習慣，此時宮中人人都在爲向夏都承德的轉移做准備。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乾隆帝收到了富尼漢的密報。富尼漢沒有把叫魂案僅僅當作妖術來處理，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剪辮子」這個關鍵詞上，在他看來， 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

「辮子」在大清王朝的曆代皇帝心中都是一個敏感詞。滿清入關後，強制要求漢人剃掉前額頭發，在腦後紮一條辮子，即實行「漢人滿族化」，以達到控制漢人意識形態的目的。

當時還有一句口號叫做「留頭不留發」，清王朝不知道割掉了多少漢人的頭，才使得漢人願意剃發留辮子，如今竟然有妖人敢剪人辮子，難道他們想謀反不成？

富尼漢上這份奏折的初衷是想要搶占先機，他擔心他省官員已經將民間頻發的叫魂案禀報了皇上，富尼漢所管轄的山東地區也有叫魂的流言，如果瞞著不說，他怕自己被扣上個欺君罔上的罪名。

但其實富尼漢真是想多了，在他之前，沒有一個官員將此事上報的，因爲大部分四品以上的官員還是有點學識的，他們都認爲所謂的叫魂妖術甚爲荒誕，而且沒有人想在「辮子」這個敏感詞上做文章。

不管怎麽樣，如今此事已經被乾隆帝知道了。

他在收到富尼漢奏折的第二天，就給江浙地區以及山東的官員們下達了一道上谕，裏面寫道：百姓是容易受到煽惑的，此事理應留心查禁，以杜澆風。

一場轟轟烈烈的獵妖肅清運動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富尼漢在上奏時，提到了發生在山東地區的幾起叫魂事件，其中的2個嫌疑犯---乞丐蔡廷章和乞丐靳貫子的口供至關重要，因爲他們的口供直接影響了此後全國官員的辦案方向。

乞丐蔡廷章，祖籍四川，曾在北京、江蘇、山東等地乞討。事發當年6月底，蔡廷章在山東省鄒縣被當成叫魂犯，遭到逮捕。

重刑之下，蔡廷章供稱，他的上線是一個名叫「通元」的僧人。通元教他先用迷藥迷暈別人，然後剪下其發辮，再對辮子施咒，便可攝得那人的靈魂。

通元還告訴蔡乞丐，自己的上線是來自浙江的吳元和尚。在浙江，吳元和尚已經發展了16名同夥了。一個正在南方擴散的妖黨地下網絡躍然紙上。

另一名被捕的乞丐靳貫子，是山東濟南章丘縣人。他供稱，不久前，他在章丘縣附近的一個道觀裏，遇到了來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張四儒。

此人懂得割人發辮的法術，將割來的發瓣與紙人紙馬紮在一起，可以取人錢財。張四儒還告訴靳貫子，他的上線是來自安徽宿州石莊鎮青龍寺的玉石和尚。

蔡廷章和靳貫子兩個乞丐的供詞中，出現了妖黨網絡的2個首腦：浙江的吳元和尚和安徽的玉石和尚。

富尼漢認爲，這是至關重要的線索，于是就上奏給了乾隆皇帝。乾隆看著這奏折，開始琢磨了：妖術的源頭雖然一個在浙江，一個在安徽，但有沒有可能他們同屬一個妖黨網絡呢？

這個妖黨網絡的幕後大boss已經在全國各地發展了下線，虎視眈眈地觊觎著大清王朝，乾隆越琢磨越焦慮，當務之急是抓到吳元和尚和玉石和尚，問個清楚。

各地官員在宮中安插的眼線都看出了此時乾隆皇帝的焦慮，並將信息傳遞了出去。地方官員們爲了迎合聖意，把地方上發生的子虛烏有的叫魂事件，添油加醋地寫進了奏折。

整個8 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收到了一大堆關于妖術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從南方蔓延到北方，又從北方發展到西部，案犯行動之迅速，讓乾隆帝瞠目結舌。

但吊詭的是，作爲叫魂案發源地之一的江蘇，卻遲遲沒有傳來消息。乾隆傳召總管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兩江總督高晉前來問話。

高晉家世顯赫，出身于上三旗之一的正黃旗，與清皇室同出 一旗，在朝中是備受尊敬的老臣了。

他對乾隆帝說，初春時期，江浙地區確實有關于叫魂的謠言在流傳，但都是無知鄉民以訛傳訛的說法，不足爲信。

但乾隆帝對高晉的說法顯然極爲不滿，他回怼高晉說：全國各地都有真實案情奏報，江蘇豈能獨無其事？你們江南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事可真是了得啊！

高晉也是無奈，皇帝都這麽說了，那謠言就不能只是謠言了。接著，各地官員都拿到了來自山東的線索，開始全力搜捕吳元和尚和玉石和尚。

乞丐靳貫子曾供出了玉石和尚的詳細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石莊鎮青龍寺。緝捕人員確實在石莊鎮找到了一個叫做青龍寺的寺廟，但那裏根本沒有什麽玉石和尚。

高晉將此事上奏給了乾隆帝，乾隆帝在奏折上的朱批是：你瞧瞧你說的這是人話嗎？玉石和尚就不能改名了嗎？

高晉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查。他想到，靳貫子是從算命先生張四儒口中得知玉石和尚的名字的，想要抓獲玉石，應該先抓獲張四儒才對。

可靳貫子只知道張四儒是來自江南，既無他的地址，又無他的籍貫。整個江南有三大省，7000萬人，想要從中找到張四儒，猶如大海撈針。

案情一度陷入僵局，直到8月末，轉機意外出現了。宿州知府報告說，他們抓獲了一個名叫「張四」的乞丐，身上攜帶有小刀、藥末和一小段辮子。

雖然張四這個名字與張四儒還差著一個字呢，而且張四也不是個算命先生，是個乞丐，但以高晉爲首的江南官員們管不了那麽多了，行了，就是他了！

高晉奏報要求親自提審乞丐張四。乾隆也松了一口氣，妖黨的一位重要人物終于落網了。

時年36歲的張四和11歲的兒子秋兒在各地以乞討爲生，8月中旬來到安徽宿州，不久便被當地群衆舉報，說他用迷藥迷倒他人後，企圖割人辮子。

在被宿州知府提審前，張四就已經被舉報的群衆打成重傷了。在宿州獄中又遭受嚴刑拷打，腳踝因受夾棍之刑而潰爛。

起先，他已經向宿州知府承認了他就是張四儒，但他口中的上線並不是什麽玉石和尚，而是一個來自湖廣地區的叫「趙三」的人。

這下好了，玉石和尚沒找到，又多了一個趙三。但等到高晉親自審問張四時，張四又翻供說，自己是被栽贓的，還說那小刀、藥末和一小段發辮都不歸他所有。

高晉看張四的雙腳已經潰爛不堪了，就沒有再對他用刑。高晉還發現，那把從張四身上搜出的小刀很鈍，割不了發辮，那些藥也根本迷不暈人。

另一邊浙江巡撫永德正爲乞丐蔡廷章這條線索頭疼。永德已經把浙江掘地三尺了，也沒有找到蔡廷章所說的來自浙江的吳元和尚。

人沒找到只能表忠心了，他上奏乾隆帝，說定會全力以赴繼續追查。但乾隆帝對這樣空泛的保證不以爲然，賞了永德一句朱批：「沒想到汝竟如此無用 ！」

欲哭無淚的永德想到，會不會乞丐蔡廷章的供詞有問題，于是就給山東巡撫富尼漢去了一封信，請富尼漢重審乞丐蔡廷章。

在新一輪的皮肉之苦後，蔡廷章改口說，大術師通元和吳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的宛平縣人。北京可是天子腳下啊！

這一驚人消息使乾隆帝在恐慌之中，發出了一個荒唐的命令：將京畿地區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徹查一遍， 不要拘泥于名字是否與供詞中的名字相符，天知道那些和尚會不會改法號。

與此同時，浙江巡撫永德還在爲尋找通元、吳元和尚不斷努力著。爲了邀功，他趕在京畿地區那邊傳來消息前，先一步上奏了乾隆帝，說他已經成功逮捕了通緣和尚。

只不過這個通緣和尚法號中的「緣」字不是元寶的「元」，而是化緣的「緣」，但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和尚的化緣帖內有這樣一句話：山東禮佛嫩搜搜。

據此，永德認定，此通緣和尚一定去過山東，就是乞丐蔡廷章口中的上線。

可對于化緣帖中的這句話，通緣和尚的解釋是，他本來想表達的是「三冬禮佛冷嗖嗖」，想以這句話喚起人們的憐憫心，從而討到更多施舍。

但他本人又不識字，而幫他刻字的字匠是嘉興人。嘉興方言中，「三冬」和「山東」的發音是一樣的，「冷嗖嗖」和「嫩搜搜」的發音也是一樣的，于是便鬧出了這麽個誤會。

然而，浙江巡撫永德永德根本就不信通緣和尚的這番鬼話，他認爲「三冬」和「冷」都是常用字，何以寫成更複雜的「山東」和「嫩」？

總之，這個和尚一肚子壞水！看完永德的奏折後，乾隆回複了一句「將此人押解來京」。

事發當年9月7日，乾隆帝給七省督撫發出了一道上谕，徹底給事件定了調：這不是妖術，而是謀反！

他指出，迄今爲止被捕的所有嫌犯，顯然都是 一個更大的政治陰謀的工具。陰謀家們募集乞丐、和尚、流浪漢等人，指使他們剪人辮子，卻不告訴他們真實的目的。

什麽錢財、什麽妖術都是障眼法，奸人妖黨真實的目的是要動搖大清的國本，他們知道「留瓣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發辮即非滿洲臣仆」。

至此，全國範圍內的叫魂恐慌和肅清運動達到了高潮。哪個地方沒有發現叫魂案，那定是當地官員監察失職。

河南巡撫阿思哈就不小心踩在了乾隆帝的雷區上。一開始，他以河南並未發現妖術上報，乾隆帝用怼高晉的話怼了他「全國都有，咋就你們省能獨善其身呢？定是你稽查不力，你這河南巡撫還能不能幹了，不能幹換人！」

後來，阿思哈好不容易逮到了一個和尚，但久審之下也審不出什麽，爲了表示嚴打妖術的決心，阿思哈竟然把和尚押到市曹正法了，還懸首示衆。

本以爲這麽做能得到乾隆的誇獎，沒想到乾隆更生氣了，說阿思哈讓這麽重要的案犯死掉了，卻沒能獲得任何有用的口供，真是「更不成事矣」。

後來，阿思哈一口氣抓了十六個妖人，這回乾隆的態度總算有所緩和，回複到，「果不出朕所料」。

言外之意是，我就說不可能沒人作案，只是你沒抓到吧。阿思哈趕緊解釋說，臣覺得這些妖人不好抓，可能是因爲他們學了隱身之術。

乾隆送了他四個大字「無用廢物」。阿思哈也意識到自己這解釋真是多余了，趕緊說「臣至愚」，乾隆批注「競（真）是至愚！」

在民間，叫魂恐慌還帶來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不少人開始利用這個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者謀取私利。

北京一農民欠錢不想還，于是剪了撮頭發編成辮子放到債主的包袱裏，誣告他是妖黨。

某地，有個學童，因爲在街上貪看戲法，誤了上課，怕被先生責罰，便跑回家去，對母親謊稱有人要剪他辮子。

總之，如果你平時看誰不順眼，現在想報複，只要剪一小撮辮子，放在他家，就大功告成了。

在那個權利對普通民衆來說相當稀缺的社會裏，霎時間，人人都獲得了一種以「叫魂之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的權利，大舉報時代隨之而來。

事發當年10月，幾名關鍵嫌犯 --- 乞丐蔡廷章、乞丐靳罐子、張四及其兒子秋兒、通緣和尚，還有吳東明石匠，以及蕭山事件中的和尚們，都被押到了北京，由軍機處大臣們親自審問。

軍機處是清朝的中樞權力機關，總攬軍、政大權，由皇帝直接掌控，相當于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軍機大臣們都是皇帝的心腹，在朝堂上任要職，軍機處的事務一般都是他們的兼職。

1768年的這場叫魂妖術大恐慌正是在軍機大臣劉統勳和傅恒手上畫上了句號。

10月11日，張四和兒子秋兒抵達北京時，張四的兩腿已發炎化膿，全身黃腫，兼患痢疾，奄奄一息了。

軍機大臣劉統勳親自審問了張四。劉統勳就是著名的宰相劉羅鍋的父親，身兼內閣大學士，爲人剛正廉潔，爲官數十年，始終清廉。

張四在劉統勳面前，堅持推翻最初的供詞，聲明自己不是張四儒，也不是叫魂犯。

之所以被栽贓是因爲他和兒子曾在安徽宿州當地一財主家門口乞討，不小心得罪了財主，財主便用小刀、藥末和一小段發辮來陷害他。

劉統勳又轉身問跪在一旁的張四的兒子秋兒：「你父親若不是張四儒，你們何以供認呢？」

秋兒哭著說：「府衙的老爺問我：“你父親叫什麽名字”？我說叫張四，可他說：“明明是張四儒，你怎麽不實說？”

說著就拿夾棍嚇我。他又說：“你若供明是張四儒，我就給你東西吃。” 我看了夾棍害怕，又不知道張四儒是什麽人，所以隨口承認。我的父親實在不叫張四儒。」

軍機大臣們隨後將山東乞丐靳貫子帶上大堂，讓他認人，結果他根本認不出來他自己說的上線張四儒。

接著，乞丐靳貫子和乞丐蔡廷章紛紛承認，自己最初的供詞都是重刑逼迫下，隨口胡編的，並非實情。

10月25日，重病的張四死于獄中。此時，軍機處的大臣們心裏大概都有數了，整起事件大概率就是一個笑話、一個愚蠢的錯誤。

什麽上線、什麽妖黨頭目都是瞎編的，所有人都在被裹挾著說謊話，而這一切的源頭都來自于皇帝的執念，當然了，也少不了山東巡撫富尼漢最初的撺掇。

皇帝對官員們大肆施壓，嚴厲呵斥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官員們不得不加大辦案力度，于是百姓受到刺激，在恐慌和亢奮的情緒中，制造出更多的叫魂冤案

層出不窮的案情又加劇了皇帝的焦慮，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乾隆帝才是整個叫魂案中「最大的原告」。

可如何才能將這尴尬的局面告訴乾隆帝呢？總不能跟他說，你才是那個始作俑者吧？

劉統勳再三思慮後，拉上了同爲軍機大臣的乾隆皇帝的妻弟傅恒，將所有自相矛盾的供詞整理出來，擺在了乾隆皇帝面前。

意思是，你自己悟吧。傅恒鬥膽對乾隆皇帝提出，此事「似屬冤抑」。

乾隆帝也不傻，這會兒他已經回過味兒來了，但他可是一國之君呀，讓他承認錯誤是絕對不可能的！在這個案子上，他不僅已押上了個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個王朝的尊嚴。

11月1日，乾隆帝從夏都承德回到北京，兩天後，他降旨停止了對叫魂案的清剿。但他依舊強調妖黨的幕後大boss確實是存在的，只不過送來京城受審的這幾個人都不是妖首。

繼續清剿下去只會滋擾地方，累及更多無辜，叫停清剿是他體恤民情。這份死不認錯的叫停清剿的聖旨，是乾隆能做出的最大的讓步了。

在收尾工作中，他還把案情在全國多省的迅速蔓延都歸咎于了江浙官員的玩忽職守，是他們沒有及時報告情況。

包括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钤）、浙江巡撫（永德）在內的多名江浙地方高官都受到了懲罰，他們下屬的一些州縣官員也遭到革職。

而最遭人恨的山東巡撫富尼漢只是象征性地被貶爲了山西布政使，官階從二品降到了三品。

富尼漢始終堅持他在審訊人犯時沒有用刑，負責問詢富尼漢的軍機大臣曾問到：你說你沒有用刑，那囚犯身上的那些傷又該作何解釋呢?

富尼漢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如果當初富尼漢沒有那麽用力過度地去迎合聖意，這場鬧劇就不會轟轟烈烈地持續那麽久。

考慮到富尼漢給官僚系統制造的麻煩和給朝廷帶來的羞辱，皇帝對他的懲罰是相當溫和的 ，這也是皇帝本人在爲他自己的錯誤決策開脫。

不過不管怎麽樣，至此，曆時9個月的大烏龍總算是消停了。

發生在公元1768年這場叫魂妖術大恐慌，因海外漢學家孔飛力所著的《叫魂》一書而廣爲人知，本期視頻的內容也主要參考了此書。

孔飛力1933年出生于英國倫敦，後來進入美國哈佛大學讀書。1964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曆史與遠東語言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社會史、政治史的研究。

1984年，孔飛力來到北京，一頭紮進了故宮裏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他原本的研究目的是「清政府內部的通訊體系是如何運作的」，但在查閱大量案卷、奏折、朱批、塘報後，無意間發現了這起隱藏在史料細節中的叫魂案。

6年後的1990年，《叫魂》一書橫空出世，當年就榮獲了「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

此書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曆史寫作形式，把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聯起來，勾畫了一幅乾隆盛世的剖面圖，揭示了隱藏在盛世表象下的種種社會危機。

人們這才發現，原來曆史也可以被寫的這麽有意思。

回顧整起事件，一個地方小寺廟散布的謠言，爲何最終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這就不得不深扒一下當時的社會環境了。

乾隆33年無疑是一個盛世。國內久無大戰，疆域面積達到了驚人1300萬平方公裏，整個國家的經濟體量占據了全球經濟體量的1/3，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

皇權穩固，曆史上的外戚、權臣、宦官等侵奪皇權的現象都不複存在。西方國家看此時的大清就像是一個東方龐然大物。

可這個時代也是一個饑餓的盛世，用孔飛力的話說一個「鍍了金邊的盛世」，外表看似金光閃閃，內部潛藏各種危機。

首先，人口的過度增長帶了巨大的糧食壓力。乾隆年間人均糧食占有量僅爲780斤，比宋代的1500斤少了將近一半，比明代的1200斤少了1/3，甚至比15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還少了200多斤。

清朝雖然引進了玉米、紅薯、土豆等耐旱高産作物，但仍然無法滿足人口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糧食需求。

記錄蘇州吳縣百姓生活狀況的《乾隆吳縣志》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直觀反應了當時的糧食短缺問題：「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采之木石，而終不足以供人之用」。

另外，乾隆中後期，手工業蓬勃發展，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商品的出口使大量外來白銀流入中國，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過去，稻米價格的波動只取決于産量的豐歉。遇到荒年，稻米價格會上漲，但當災害過去之後，糧食價格又會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可如今，隨著通貨膨脹的發生，人們逐漸發現，因歉收而上漲的糧食價格，即便在荒年過後，也降不回去了。這對于普通農民來說，無疑是難以承受的災難。

商業發展帶來的是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內卷的社會，但內卷的壓力又不是平均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王公貴族、官僚、富商照樣吃香喝辣，底層人民則在溫飽線上掙紮。

一部分人抓住機會先富了起來，並且牢牢把控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和資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在極度內卷的社會中，爲了討口飯吃，一些底層人選擇出家爲僧，但正規的寺廟道觀也是有編制的，容納不了太多人，所以社會上就出現了大量的「遊方僧道」，說白了就是披著袈裟道袍的乞丐。

孔飛力認爲，乾隆中後期，整體經濟的發展已經遇到了瓶頸，社會的總效益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速，人們只能從其他人手中爭搶社會資源。

孔飛力將這種社會狀況稱爲「零和社會」，就是參與社會博弈的各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得失相加爲零。

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的戾氣是很重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被逮捕的很多叫魂犯，不是乞丐，就是沒有編制的僧侶道士，他們四處乞討化緣，而在當地人眼中，他們就是來爭搶本地社會資源來了。

最後我們還要再提一下乾隆帝對江南地區的複雜感情。江南被稱爲「魚米之鄉」，也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同時還是漢文化中心。

江南的文人墨客高雅、有品位。乾隆一方面被江南文化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擔心這裏的靡靡之音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會使滿人漢化，從而動搖滿清的統治根基。

而叫魂案又恰恰起源于江南，乾隆對江南官員的重罰其實是在爲他對于「漢化」問題的焦慮找一個出口。

從乾隆處理叫魂案的種種細節中，我們可以看出，乾隆真正關心的根本不是妖術是否會攝人靈魂的問題，甚至可以說他自始至終就清楚，根本沒有什麽妖術，不然他也不會在河南巡撫阿思哈說妖人會隱身後，大罵阿思哈是「無用廢物」。

從頭到尾，乾隆真正擔心的只是民間「反清複明」的情緒是否會被所謂的「妖術」煽動起來而已。

當時的乾隆絕對不會想到，多年後，將滿清統治蹂躏的體無完膚的，並非那些「反清複明」的反動分子，而是他曾經嗤之以鼻的大洋彼岸的「番邦」。

孔飛力在《叫魂》一書的最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這場席卷全國的大恐慌之所以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被叫停，多虧了劉統勳、傅恒等敢對皇帝說真話的賢臣們。

在腐敗的官僚體系中，這些人就像是一道光，他們並不把自己當做某一特定政權的奴仆，而謀求短期利益，他們更認爲自己肩負著人民的期望。

當這樣的人都從統治者身邊消失殆盡時，一個王朝也離落幕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