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國以林則徐的虎門銷煙爲借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1840年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在海軍少將喬治·懿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鴉片戰爭由此開始。
鴉片戰爭最終以清廷失敗割地賠款而告終，由此也開啓了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
而這場戰爭的導火索，其實就是貿易。
自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急需一個龐大的市場作爲貨品出口地，而清朝剛好符合這個條件，能夠成爲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
當時一方面是我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廣受歡迎，但另一方面，英國制成的羊毛、呢絨在清朝卻並不受青睐，清朝因此拒絕和英國進行貿易，這也爲英國帶來了龐大的貿易逆差。
而英國在18世紀實行的是金本位貨幣政策，清廷則以銀作爲貨幣，由于與清朝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這讓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
在稅率方面，清朝對英國的入口貨也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爲不滿。
英國最早采取的是外交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于是就采取了走私鴉片的辦法，而鴉片又給英國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清朝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並最終引發了鴉片戰爭。
可以說，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背後，貿易在其中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也是類似的情況，在雙方具有分歧的貿易體系下，最終又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全球化貿易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今天，差不多快兩百年過去了，但新的分歧也在不斷出現，這次耶倫訪華，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貿易爭端，一定是始于談判，這也是耶倫時隔不到一年再次訪華的主要原因。
作爲美國乃至整個歐洲的“貿易代表”，耶倫這次訪華談了什麽？雙方的分歧又在哪裏？
耶倫說，就國內及全球經濟平衡增長繼續展開對話，是爲了緩解美方對中國産能過剩的擔憂，耶倫還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倡導爲美國工人和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而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耶倫這話顯然是在爲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找借口，爲了保護本國的企業工人不受到我國産品的擠壓，美國近年來的貿易保護也的確盛行。
總結來看，兩國的核心問題其實還是在産能上，美國希望中國制造的商品不能太多補貼，不能利用價格優勢去“內卷”全球，尤其是危害到美國國內的市場。
而我們則認爲，美國的關稅只是保護了美國本土企業，卻沒有顧及全球貿易市場的公平和良性競爭，這是雙方認知的不同。
4月5日耶倫在廣州對美國商界代表說，此次訪華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中國控制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清潔能源技術的過剩産能，這些正在威脅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競爭企業。
耶倫的原話是：“在中國國內市場需求下滑的情況下，中國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半導體和其他産品的生産過剩，這些産品湧入全球市場，這對中國不利，而且正在損害其他國家的生産商。”
耶倫所說的産能過剩問題，客觀上一些行業的確存在，早在今年的高層會議上，我們就公開提到過要防範産能過剩的風險。
但是，耶倫提出來的這些行業的産能問題，我們也不太可能會放棄。
換言之，這個事對我們的利益關系太大，其中牽扯到的就業、GDP都是非常龐大的數字，僅靠談，大概率是談不攏的。
耶倫說，雙方的討論富有成效且坦誠。
這意味著，能說的都說了，且非常坦誠的直面問題，但這也意味著雙方根本的分歧沒有得到共識。
兩個團隊在周六就一系列議題舉行了四個半小時的會議，耶倫周六下午對記者表示，就産能過剩問題討論了兩個多小時。
這也說明産能過剩，是耶倫訪華的首要議題。
這次會談料想不太會取得什麽重大的共識，但溝通本身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取得共識，有時候表達自己的觀點，也非常重要。
按照耶倫的說法，美國希望與中國建立能惠及雙方的健康經濟關系，但健康的關系必須基于雙方的企業和工人有公平競爭的前提上。
相比之下，耶倫的確足夠“苦口婆心”，這位老人九個月內兩次來華，聊的時間都很久，盡管實際取得的效果有限，但這種行爲本身，就體現了美國鴿派的一種誠意。
當然，其中還有很深的安撫的意味，例如耶倫說美國沒有百分之百在所有的産業或所有的技術上都要打壓，只是在涉及到安全問題相關的科技和企業的時候，一定會管制。
另外耶倫提到的産能過剩，用詞也相對較爲平和，雙方的互訪和如此密集的會談，真正的作用可能並不是爲了取得一些共識，而是爲了妥善管控分歧，避免正面沖突。
鴉片戰爭的曆史，不能重演，這或許是雙方如此密集溝通的一個重要點，把經貿問題放在經貿問題裏面談，這是爲了避免誤判。
但更長線的競爭，顯然已經到來。
事實上，美國早已經把我們當成了威脅，甚至是最大的威脅，這是美國內部一些鷹派的聲音，而過去的冷戰是零和博弈，只有一個贏家，美國現在吸取的教訓，可能是會避免類似的對立。
至于貿易上的問題怎麽辦呢？我想，預期中的加關稅很有可能會到來，這次耶倫訪華，應該會溝通類似的底線，提前透個風，給我們打預防針。
原因很簡單，耶倫說産能過剩，我們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爲了防止內卷的進一步國際化，那麽美國的貿易壁壘這一招，是必然會拿出來的。
還有歐盟去年年底對我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這個調查結果一出來，大概率可能也會對我國電動汽車跟上關稅，這麽一來，我國至少在電動汽車這一産業就非常被動了。
在生産能力不變的情況下，需求減少，對外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一旦預期中的關稅加起來，那麽無疑會嚴重影響我國産能出口。
耶倫這次訪華，一定會談到這一點，甚至可能會以關稅來進行威脅示警。
當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也是在經曆一段時期後，才發動的軍事侵略，這是赤裸裸的教訓和極其慘痛的經曆。
如果從2017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摩擦算起，那麽中美在經貿上的問題至今也不過五六年時間，未來更長的一段時間內，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可以說是陷入到一種“長危機”之中。
除了價值觀的根本性不同，科技、經貿等問題，都讓雙方幾乎沒有退讓的余地，也沒有做出大的妥協的可能性。
但理性的管控這一分歧是符合兩國利益的。
過去一年，在氣候變化、打擊芬太尼等跨國犯罪、人工智能及流行病防治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是有助于穩定兩國關系的不直線下滑。
哪怕今年是美國的大選之年，但不管是特朗普還是拜登，誰上來都不太可能轉變這種定位，唯一的區別性就是哪個更鷹派一些，哪位更務實一點。
而特朗普一旦當選，這種不穩定性一定是最高的，拜登則相對可控一些。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在他下令襲擊伊朗三號人物就足以窺見一二，他絕對是一位高度不穩定性份子。
在分歧有效管控的情況下，新的限制例如關稅可能還會進一步增多，未來對我們的挑戰顯然要更大一些，畢竟我們是貿易順差國，不是貿易逆差國，也就更寄希望商品賣出去。
這是歐美的貿易主動權優勢。
除此之外，隨著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不斷崛起，歐美的供應鏈多元化方針也開始不斷展現效果，在新的局勢尚不明朗之下，我們急需穩住一個市場，歐盟或美國，來維持我們的貿易出口優勢。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從兩百年前東西方的貿易分歧，到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麽不同，但最大的不同則是我們早已經站起來了，更富強更具有綜合性實力。
但環顧四周，競爭對手也環伺，低端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有越南、印度、菲律賓；高端市場的競爭，還有歐美日本韓國，而在價值觀乃至文化上的競爭，則需要面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
更多的改變，或許還是先從內開始。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